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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在生活中有許多事情都該權衡，貌似小事，實際上牽涉到利益互動的大問題。比如說為老人孕婦讓座，不要隨地吐痰，遵守交通規則等等，的確都是“為長者折枝”舉手之勞，而不是要你“挾太山以超北海”，可我們就是生性懶惰，又缺乏“中庸精神”，所以連讓座這件事也要宣傳號召。許多人就是要隨地吐痰，要違反交通規則，這些都是沒有想清楚“不為”與“不能”的道理。說到這裡，是不是值得我們在生活小事上多加反省，多一點“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精神呢？

孟子在講清楚了“不為”與“不能”的問題後，他又一次施展口才，對齊宣王來了一番政治行為心理學的開導，這就是著名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論，“推己及人”，首先自己做起，然後推及自己的夫人、兄弟，再到整個家族和國家。

孟子說“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雖然是希望齊宣王好好考慮，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我們為人處世也處處要長短權衡輕重度量。儒學非常重視人的自我反省功夫，在儒家看來，只有經常衡量，才能認識自己，改善自己。不過，我們在這裡突然想到的卻是，認識自己固然需要自省，認識他人不是更需要權衡度量嗎？

為人說話不可太直露

澹泊之士，必為濃豔者所疑；檢飾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君子處此，故不可稍變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鋒芒！

——《菜根譚》

一個有才德而又能淡泊明志的人，一定會遭受到那些熱衷於名利的人所懷疑；一個言行謹慎而處處檢點的真君子，往往會遭受那些邪惡放縱的小人的忌恨。所以一個有才德的君子，如果處在這種既被猜疑而又遭受忌恨的惡劣環境中，固然不可以改變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絕對不可鋒芒太露地刻意表現出自己的才華和節操。

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還講過：“訥於言”、“慎於言”，但這種裝啞的方法現在看來畢竟偏於消極，不符合交際的需要。當然不可失言。在與人交往中有時無話可說的時候想話說，比如你拜訪別人，十幾分鍾，大眼瞪小眼不行，所以要能想出話題；想話說，也不是開口胡說，畢竟這些話是要經你審慎考慮的，不能說不得體的話。

《戰國策》上記范雎見秦昭王，一次、兩次，秦昭王向他請教，他都不說話，因為他發現秦昭王與他談話時心不在焉，而他要講的又是一套使秦國富強稱霸的大道理，別人不重視，講出來無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單獨會見他，專心致志，虛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話，就打動了秦昭王，封他當了宰相。像范雎這樣，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義大利知名女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迂迴曲折的提問方式，是她取勝的法寶之一。

南越總理阮文紹，曾被外界評論“是南越最腐敗的人”。法拉奇在採訪阮文紹時想了解他對此評論的意見，但是，如果直接提問，阮文紹肯定會說沒有這回事。法拉奇將這個問題分解為兩個有內在聯絡的小問題，曲折地達到了採訪目的。她先問：“您出身十分貧窮，對嗎？”阮文紹聽後，動情地描述小時候他家庭的艱難處境。得到關於上面問題的肯定回答後，法拉奇接著問：“今天，您富裕至極，在瑞士、倫敦、巴黎和澳大利亞有銀行存款和住房，對嗎？”阮文紹雖然否認了，但為了對輿論有個交待，他不得不硬著頭皮道出他的“少許家產”。阮文紹到底是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富裕、腐敗，還是如他所言並不奢華，已很清晰，讀者自然也會從他所羅列的財產“清單”中得出自己的判斷。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總統，西方評論界認為他專橫、殘暴。法拉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