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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用俄語向我吼叫，當我用德語回答說我聽不懂他們說的話時，他們卻不予理會。搜過我的行李之後，又把我從頭搜到腳，甚至強迫我脫掉衣服！我氣壞了。等我抵達聖彼得堡，我把先前所發生的事告訴席洛第，他比我更為震怒。他把這件事報告給政府機關，後來我收到了正式道歉。我被告知那一風波只是個不幸的錯誤，這個解釋並未令我釋懷。

統治者的鐵腕措施有許多明證。在任何地方你都感覺得到憂慮、懷疑和恐懼，人人受到監視，門房和守衛得向沙皇警察報告他們工作中發生的事，而秘密警察也是無處不在。有一段時間，偉大的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被免除了他在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的教授職位，因為他發表了一篇文章，抗議秘密警察監視學生。大家不敢說出任何反對政府的話，常常感覺自己好似身陷監獄。

我曾多次前往俄國演奏，除了聖彼得堡，我還在莫斯科、里加、基輔和其他城市舉辦過音樂會。而不管是去哪裡，我都驚覺那強烈的對比，一邊是勞工階層的貧困淒涼，另一邊則是貴族階層的窮奢極欲。我深信民眾將再度反抗這種難以忍受的境況，而這只是時間問題。當一九一七年風暴爆發[2]，我感到不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同時，我得說隨著那場革命而來的不公不義以及迫害行為令我驚駭。我知道在每一場革命中，某些暴行似乎無可避免，我就曾親眼看到群眾在反叛中做出極端暴力的事。但我無法寬恕有些人以改良社會之名，迫害無辜之人，而那些受迫害之人當中有許多也曾為改良社會做出努力。以任何目的、任何成就之名，都無法證明這些革命手段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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