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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形成來看，秦國一直處在對戎鬥爭的第一線。因為戎族的強大，為更有利地對付這一外患周王朝迫切地需要一個強大的諸侯國秦，如秦過於弱小，則並不足以與戎相抗衡，顯然這並不符合周王朝的利益。秦在與戎族的相抗衡的過程中並不總是一帆風順的，也有落下風之時，但是總能得到當時的周王朝一定程度的扶持，因為秦國的存在是周王朝得以存在的一道天然屏障。正是因此秦國才能後來居上一躍而成為一個西方大國。

三、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使秦由弱小而走向空前強大的一次關鍵佈局。關於商鞅變法人們談論得也很多。我想提出自己的一點不成熟看法。我認為秦國之商鞅變法何以最徹底實是因為秦國處於相對的弱勢地位，窮則思變；也因為秦國文化之落後，倒是能較之其他國家更能持久地堅持改革開放路線方針毫不動搖。春秋戰國之改革未必需要人民有多高的文化素質，更需要的倒是一貫的服從，即使是盲從。

商鞅變法處於這樣的一種歷史背景：秦孝公立位之初，秦國仍然是一個被中原各諸侯國長期邊緣化的國家被視為“戎狄”，　中原各諸侯國會盟一般不邀請秦國參加。在秦的內部也是篡弒不止，動盪不安，以至於國力衰微，不復秦穆公時

之餘威，甚至於秦穆公時所佔領的河西之地，也被新興之國魏國奪了回去。此時的秦國，既無國際威望，也無東進之實力，只能龜縮在河山以西，憑藉優越的地理環境勉強自保。

為使秦國能興盛強大，為使秦國能重振秦穆公時之雄風，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頒佈求賢令如下：“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一個國家總有一種不可遏抑的惰性，不到山窮水盡萬不得以之時是不會輕言變法的，商鞅變法如此，王安石變法如此，近代之戊戌變法如此，甚至日本之民治維新也是如此。因此相對的弱勢更能激勵秦人變法圖強積極進取。秦孝公所以不惜“與之分土”而待能“出奇計強秦者”，正是因為有切膚之痛。

秦國因一直處在對戎鬥爭的第一線，長期與戎相互融合，與中原各國相比其實是很有一股夷狄之氣的，在文化上也處於一種落後狀態。這種較為落後的文化狀態卻成為了秦國變法圖強的一種天然優勢，使得秦國之商鞅變法與其他諸侯國之變法相比更為激烈，也更為徹底。在此試以魏之變法作比較。

一般地來說新興之國總會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顯示出一種全新的氣象，鄭莊公時期之鄭國是如此，魏文侯時期之魏國也是如此。魏文侯在戰國七雄中首先實行變法，改革政治，獎勵耕戰，興修水利，發展封建經濟，北滅中山國（今河北西部平山、靈壽一帶），西取秦西河（今黃河與洛水間）之地，遂成為戰國初期的強國。魏文侯任用李悝主持魏國的變法工作和法制建設，影響了中國政治兩千年。後來的楚國吳起變法及秦商鞅變法都是以魏國為藍本的。魏文侯拜子夏為師，把儒的地位提到了從來未有的高度，達到了收取士人心的政治目的，是後世帝王尊儒籠絡知識階級的始作俑者。魏文侯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的策略，為後世的帝王所推崇，魏文侯的施政經驗是中華帝國的一個經典樣本。魏文侯任用吳起擔任攻擊秦國的主將盡取秦西河之地，使得秦國幾乎要亡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魏文侯在世時魏國變法所取得的成效更甚於商鞅在世時之秦國變法。政治上秦國變法除了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