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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壞蛋，在巴金遭遇不幸的時候，他們在上海和北京始終以“文革要臣”的特殊地位，多次發號施令，甚至想把他置之死地而後快。而今天他們和江青一起都成了黨和人民的階下之囚，這件大事對於巴金來說，簡直比當初他在幹校裡初聞林彪折戟沉沙的訊息還要高興！巴金把手裡的四隻螃蟹交給兒子，一個人站在門前的陽光裡，激動得顫動口唇說：“報應，真是報應啊！。。。。。。”

上海的街頭再次囂鬧起來。當然，那些在街上組成秧歌隊的歡樂人群，不再是從前“四人幫”橫行期間官方組織的慶賀“最高指示”的遊行隊伍，在幾條大街上扭著歡樂歌舞的人們，都是民間自發的行動。這是巴金從來沒見過的沸騰場面。當年戰勝日本法西斯和1949年的上海解放，在這素有十里洋場的大上海，也曾出現過萬眾歡騰，載歌載舞的場面，不過那時的秧歌也沒有今天扭得歡快，扭得多姿多彩！巴金在感受到人間喜悅之後，曾經提筆寫下這樣的話：“他們壓在我的頭上，像一塊大石頭，壓得我喘不上氣來。。。。。。。。。。中國和人民的前途十分光明，個人的問題也容易解決。。。。。。。”

巴金走在黃浦江邊那沐浴著晚霞的人群裡，他雪白的頭髮尤其引人注目。

1976年秋天，巴金才真正從“四人幫”的陰影裡走出來。

他感到自己在過去十年裡始終窩居在一個冷冰冰的角落中。自己非但被人搏奪了寫作的權力，而且在這十年中他甚至連給友人寫一封信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倒不是有人命令他不許寫信給朋友，而是巴金看到了“文革”和“文字獄”的可怕。當然，在那種時候，巴金的許多老朋友，也大多不敢給他寫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文壇上結識的一些朋友，大多都先後謝世了。而五十年代文壇上的友人，如今大多都陷入和他相同的困難境遇。巴金印象最深的是，最困難的時候收到了沈從文從北京寄來的信。他記得那時是蕭珊生病較為嚴重的時候，他還在奉賢幹校接受“改造”。有一天，他從奉賢回到家裡探望生病的妻子，忽然聽說沈從文來了信。他見了沈的信以後，頓時滿面流淚，巴金太感動了。這麼多年來他和所有友人都分隔兩地，簡直就是生死兩茫茫！沈從文竟敢在這時候主動給他寫信問候，顯然要冒一定的風險。

可是，巴金不敢給沈從文覆信。並不是他無話可說，而是擔心自己寫信會給他和沈從文惹事生非。因為巴金和朋友從來不說假話，然而如果他在信上寫了真話，萬一信落在別人的手裡，那麼肯定會株連友人。所以巴金只好把想對沈從文傾吐的話，積鬱在心底了。

如今巴金又開始寫信了。當然，那時的巴金仍然心有餘悸，即便偶爾寫一封信寄出，也要倍加小心。這是因為“四人幫”雖然粉碎了，可是他的問題畢竟還沒有真正得到解決。1973年上海作協對自己的那個結論，還留有很大的尾巴。這個由不實之片語成的所謂結論，仍然壓得老人喘不上氣來。

不過，巴金畢竟開始從陰影中走出來。他開始給在杭州工作的女兒寫信了，父女之間的信件是巴金恢復通訊自由的起點。不久，他就可以給一些老朋友覆信了，一些從前對他敬仰與關注的讀者來信，也時不時地寄到武康路那座幽靜的小院來。巴金的心裡話多麼想變成他喜歡的鉛字？幾十年來都在以自己的筆向讀者們傾吐心裡話的巴金，那時儘管在上海出版社工作，然而他仍不能在正式報刊上公開發表一字一文，這也許就是他在陽光映照進那個角落以後，仍然無法真正舒展自己雙臂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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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悉喜訊淚沾襟（3）

十月裡的一天，多年來始終不輕易上大街，更不想到人多地方去的巴金，有一天晚上，他竟然壯著膽子到淮海路襄陽公園附近去看大字報。這是因為他聽說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