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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在鞋底子上，做個木頭跟，釘子釘上，很漂亮。做旗袍、花衣服沒有花布，我們那時候穿軍裝，我就拿土布畫花布，然後拿著畫好的花布來裁旗袍、做花衣服，什麼都是自己搞。

演出那天，我記得程子華做了開場講話，很隆重。他說：“這在冀中的文化史上是一個轉折，是一個很大的貢獻，感謝劇團，也感謝凌子風。”

我們從天黑演起，演一場拆一場佈景，再搭下一場佈景，直到天亮才演完，整整演了一夜。演完了，大家叫：“日出，看日出。”“陳白露”說：“太陽要出來了，但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天真的亮了，觀眾該行軍了。還有時演著演著，“嘭！嘭！”敵人打炮，趕快演完，演完收拾起來，我們也跑了，那時候搞工作很有意思。

我是1941年回“西戰團”的。“西戰團”的政委去找我。他化了裝，扮成老百姓，跑到我們住的村子裡，也不去找領導，就住在村子裡。

我一出來看見他說：“嘿，你怎麼來了？”

“你別吵，跟我來。”他說，“你趕快跟我回去，咱們逃回去。”

我也正想回去。我說：“走。”我跟“西戰團”有感情了。他帶來一大堆信，每封信都是罵我的，什麼都有，有的甚至罵得很難聽：“凌子風，你做官，當了社長就不回來了。”

我說：“我要回去。”回去找劇社領導談判，結果領導說：“聽凌子風的意見，他要走就走，要留就留。”這邊說：“你要跟我走。”那邊說：“你不要走。聽我一句話。”

回去以後，在“西戰團”我們又搞武工隊，演了好多戲，還辦了好多期農村藝術訓練班。我們辦了晉察冀鄉村藝術幹部學校，我當校長，培養農村劇團的導演、演員、劇團幹部，辦得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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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歲月，雕刻中國第一枚毛主席像章（1）

在敵後活動到1944年我們又回到延安。

我們沿途行軍，一邊行軍一邊演出，走到哪兒演到哪兒。每天要走六十里，從河北走到延安要一個多月。

有一件事情可以談談。王昆生孩子，夜裡頭走到一個高山頂上，肚子痛，要生了，這可怎麼辦？在高山頂上，又颳著風。我們就把皮大衣全都脫下來。大家拿著皮大衣，六個人圍一個圈就是一個帳篷，頂上邊再蓋一個大衣。我們有一個男衛生員，平時給上點二百二，吃點奎寧。他給接生，就在草地上。夜裡，而且是在敵戰區，不能點燈怕被敵人發現了。當我們聽到孩子哭了，哎呀，這個心情啊，高興極了。完了以後，一個人拿著大衣把孩子一裹，王昆往背上一背，下山了。下山以後，我們還要行軍，王昆不能帶著孩子走，堅壁在老鄉家裡。

我們到延安以後，差不多兩個月，她一個人才回來。聽說我們把她留在老鄉家了以後，她得了產後熱病，村子裡的支書到敵佔區的縣城裡給她請中醫，看病、吃藥把她救活了，但是孩子死了。等到回來的時候，她是一個人回來的，那種生活是很苦的。

郎宗敏也有個孩子，回延安時要我們輪流給她背。有一次我揹著她的孩子過山西。山西有個高山叫駱駝嶺，像駝峰一樣高。我揹他的時候是春天，拿我的被子包著。那天夜裡，下小雨，棉被越來越溼，也越來越沉，我手扒著山上的草，腳底下站不穩，就這樣你背一段，我背一段，現在這個孩子已經上大學了。後來我就得了一個病，一直到現在都沒法治。揹著他走路，衣領都翹起來了，雨水落在脖子裡，回延安以後沒多久我就發現我這兒癢，一抓沒有激靈，到醫院用針刺也沒有激靈，那地方的神經壞死了。左手後來也有點痠麻，直到現在沒法弄，落了這麼一個病。

我們這些老戰友，確實是同生死共患難，一起生活，一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