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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園實際上也就相當於在《紅樓夢》以前的後花園、寺廟、妓院或者夢裡邊，它給《紅樓夢》裡邊的男女主人公愛情的發生，提供了一個可信的場所。青石板上長不出樹苗來，它先給你提供一片沃土，然後再培植這一棵愛情的苗子。那麼大觀園呢，實際上就是這麼一個地方，而前面我也談到了，《紅樓夢》的主題是什麼？我認為是人生的悲劇，是人生、人世間、自然界中一切美好事物被毀滅的悲劇，它透過薛蟠打死人，讓寶釵進了北京，透過林黛玉喪母，也把她弄到京，全集中到賈府這個大舞臺以後呢，男女主人公所謂的這一干風流冤家就能聚到一塊兒來，才演出這一臺戲，最後透過元妃省親搭了一個更大的非常漂亮的一個大舞臺，讓這些男男女女、少男少女們在這兒來演出這一出人生悲劇。那麼大觀園很美好，裡邊的生活非常美的，充滿了歡聲笑語，但裡邊也不是沒有矛盾的，裡邊的矛盾很多，到抄檢大觀園，可以說是一個訊號，是第一縷秋風吹來的時候，剩下的就是百花凋謝，萬木凋零。那麼它前邊竭力渲染大觀園的美好，渲染人生的美好，恰恰是美好事物渲染到極點的時候，被毀滅的時候，這個時候才讓人嘆息，比如你走到路上看到一棵野草的時候，你踩它一腳就不會介意，當你看到一朵漂亮的小花的時候，你可能會珍惜它、愛惜它。當你養一盆非常名貴的鮮花的時候，你也會愛惜它，當它一旦沒養好，它死去的時候，你這種悲痛才是由衷的。所以說我覺得呢，余英時先生劃分這兩個世界，是無道理的，他恰恰是搭起一個美好的舞臺，在這個舞臺上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男女主人公被毀滅，青春的包括愛情的，人生的一切東西被毀滅，大觀園裡邊並不是脫離現實的，兩個世界的劃分，我覺得是太絕對的。

主持人：那曹雪芹一方面是透過寫超凡脫俗的愛情，來喚起人們對個體生命價值的一種神聖感，但是更主要的是這種神聖感，隨著大觀園的青春美麗被毀滅，變得更沉痛，更悲切。就是這個也反映了《紅樓夢》的一種悲劇精神，我來問段先生一個問題，就是我看了最近幾期的《紅樓夢》學刊，上面有幾篇論文，把《紅樓夢》中的人物，比如說賈寶玉同《飄》中的女主人公郝思佳進行對比，把賈寶玉同賽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的男主角進行比較，就是用這種比較文學來研究《紅樓夢》，這種視角、這種形象的對比，在常人來說，好像是很難以把他們兩個拼湊到一起的，那麼這種研究新的視角您怎麼看？

段啟明：具體的研究的情況因為你說的這個文章我沒有拜讀，但是我肯定一點就是說，把中西文學進行比較這種研究道路是絕對可走的，絕不荒唐，絕不是荒唐的。因為運用西方的理論，甚至和西方的文學加以比較，這種研究本來是從王國維以後就有這樣一個傳統的，我們只是在60年代前後，那個時候不開放，那種情況下，固步自封，那個時候出現了，那是一個逆流。所以說吸收西方的觀點，跟西方的文學進行比較，這個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研究方面。我剛才說，王國維1904年寫《〈紅樓夢〉評論》，到1920年，我記得有兩篇文章，其中特別是有吳宓先生，學衡派的吳宓先生，吳宓先生寫過一篇《〈紅樓夢〉新讀》。這篇文章是1920年寫的，那完全是一個跟西方文學的一個比較的研究，這個時候已經是很正常了，而且我們看那一代的學者，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子的，外語也不行，說到西方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王國維、陳寅恪這一代學者你去數吧，都是學貫中西的。錢鍾書先生等等，至少會一門外語，這才是真正的學者，而且是留過洋的，但我們這一代客觀是這麼走過來的，我們沒有留洋，我們到農村勞動了，只能是用“土八路”的方法，所以也不怪我們，所以這也是我們學術傳統上的一個斷裂，我還沒說完呢，你讓我再說兩句，你老是臉背過去，我也沒法跟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