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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我就拿掉或者砸掉。我敬謹遵命，心裡頭連半點反抗的意思都沒有。因為經典性的說法是，他們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在半小時以內，我“破”了不少我心愛的東西。我回憶最清楚的是一個我從無錫帶回來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一個胖胖的滿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歡喜。他們不知道怎樣靈機一動，發現我掛在牆上的領袖像上沒有灰塵，說我是剛掛上的，痛斥我敬神不虔誠。事實上，確實是我剛掛上的；但我敬謹對曰：“正是由於我敬神虔誠，‘時時勤拂拭’，所以才沒有灰塵。”革命小將的虔誠和細心，我不由得由衷地敬佩。但是，我在當時虔誠達到頂峰的時期，心裡就有一個叛逆的想法：要想破四舊，地球上最舊的東西無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物件地球應當首當其衝。順理成章地講，為什麼不先把地球破掉呢？從那以後，我陸陸續續地聽到了許多關於全國破四舊的訊息。一位教授告訴我，他藏有一幅齊白石的畫，一幅王雪濤的畫，都被當做四舊破掉了。這只是戔戔小者。全國究竟破掉了多少國寶，恐怕永遠無法統計了。如果當時全國真正完完全全貫徹破四舊的方針的話，我們祖國的寶貴文物豈不一掃而光了嗎？即使我們今天想發揚，還留下什麼東西值得發揚的呢？我真是不寒而慄。

我還是回頭來談戴帽子的問題，這是我念念不忘、念念難忘的一件事。革命群眾或者上頭什麼人究竟要給我戴哪一頂帽子？這不是我能決定的一個問題。隨著革命的前進，我漸漸感覺到，他們大概給我戴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一頂帽子。我上面已經說過，我自己想戴的也正是這樣一頂帽子。雙方不謀而合，快何如之！按字面來講，這是敵我矛盾。但是，上頭又說，敵我矛盾也可以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我大概就屬於這個範疇吧。

革命群眾沒有把我忘掉，時不時地還找我開個批判會什麼的—要注意，是批判會，而不是批鬥會；一字之別，差以千里—，主要批判我的智育第一，業務至上，他們管這個叫做“修正主義”，多麼奇妙的聯絡啊！據說我在《春滿燕園》中所宣揚的也是修正主義。連東語系也受到了我的牽連。據說東語系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智育第一，業務至上。對於這一點，我心悅誠服地接受。如果這就是修正主義的話，我樂於接受修正主義這一頂頗為嚇人的帽子。解放後歷屆政治運動，只要我自己檢查或者代表東語系檢查能夠檢查這一點，檢查到自己智育第一，業務至上的修正主義思想，必然能順利過關。“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我是一個“死不改悔”者。檢查完了，關一過，我仍然照舊搞我的修正主義。到了今天，回首前塵，我恍然若有所悟。如果我在過去四十年中沒有搞點這樣的修正主義的話，我今天恐怕是一事無成，那七八百萬字的著譯也決不會出現。我真要感謝自己那一種死不改悔的牛勁了。不管怎樣，給我戴上與業務掛帥有一些聯絡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而又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我真是十分滿意。雖然我自己也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也並非就是完全美妙，自己還是像一隻空中的飛鳥，處處有網羅，人人可以用鳥槍打，用石頭砸；但是畢竟還有不打不砸的時候，我樂得先快活一陣子吧。

第一部分

第9節快活半年

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個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艱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長達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異常容易，也就異常快活，讓爬山者疲憊的身體頓時輕鬆下來，因此名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一場艱苦的攀登，其艱苦驚險的程度遠遠超過攀登泰山南天門。我也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一場革命的攀登者。可是從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大約有半年多的一段時間，我卻覺得，腳下的路雖然還不能說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較輕鬆了。儘管全國和全校正為一場驚天動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