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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於商鞅之外並無其他可依賴之人，這與魏國人才濟濟一堂形成鮮明的對比；軍事上當時之秦國還只能向周邊一些小國家示威而不敢與中原各國一較高下。

可惜的是魏文侯出於控制士人的目的，拔高在學術上並不是很深透、比較迂腐的公羊高和穀梁赤的地位。大力推行和倡導腐儒文化，雖使得魏國儼然成為全國文化的一箇中心，但是此風之盛行，也侵蝕了魏國人的心靈，使得魏文侯之後魏國便就此江河日下，國勢難以為繼。（公允地說儒家思想並不總是代表著落後與守舊。李悝就是一個似儒實法之人，他的變法主張領一時風氣之先，開一時之先河，充分說明了在對待儒家思想的態度上也應有一個辯證的態度。後世之荀況、李斯、韓非，都是有著儒家血統的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樣說明了儒家思想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積極而深刻的變化。儒家思想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十分消極的一面，問題只在於我們如何取捨、如何客觀地辯證地吸取其有益成份，摒棄其消極因素。）如果說以魏文侯之睿智或可能將儒家思想的消極一面控制在最低限度內，但是其後世子孫就不同了，在與狼共舞的春秋戰國時期，一派歌舞昇平的儒家思想只能輪為消縻意志力的靡靡之音。魏文侯之後魏國再沒有出現比較優秀的君王，甚至錯失吳起、商鞅這樣的改革家，不能不說與這種保守的儒家文化息息相關。

與此截然不同的是商鞅在變法過程中對待文化採取的卻是一種極端的絞殺政策。商鞅抨擊提倡以詩、書、禮、樂為教育內容的儒家思想，主張“燔詩書而明法令”，用鼓勵耕戰為內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　他用簡單粗暴的政治手段來處理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焚燒《詩》、《書》，實行愚民政策和文化專制主義，推行連坐法而刑及無辜等等，對此後人的非議頗多，但是在當時那樣一個特定的年代裡對於象秦這樣的國度來說卻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說深處中原腹地久受文化浸霪的魏國尚且不能抵禦文化的消極影響，則以落後文化而生存之秦國更是無法因此而自我保全了。以魏文侯之賢卻只能保證魏國一世之強，而以商鞅之拙卻能保證秦孝公以後的各君王始終不渝地盡行其變革主張，保證秦國不斷向前發展最終滅亡東方六國而一統天下，這種歷史事實不能不說很讓人感到鬱悶和無奈。應該說明的是秦之興盛得益於奉行文化絞殺政策，秦之滅亡也囿於此。唐朝詩人章碣在其詩作《焚書坑》中這樣寫道：“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可謂發人深省。

四、國民的承受能力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長期處於一種均勢狀態，這使得秦之統一兼併戰爭是一種曠日持久的殊死較量。長達數百年的割據戰爭對一個國家的人民的承受能力也是一種考驗。

從秦國由誕生而至逐漸強大的歷史來看，秦國人民對戰爭有一種天然的承受能力。秦國的先祖伯翳專職為舜帝掌管牲畜，使牲畜得以大量繁殖，獲得土地的封賞，受賜姓嬴。西周孝王時出現了一位叫名非子的後嗣，也善於飼養繁殖牲畜，周孝王因此賜給他秦地作為封邑，讓他接管嬴氏的祭祀，號稱秦嬴。

秦嬴的孫子秦仲曾受命討代西戎，從此拉開了與西戎爭奪地盤的持續數百年的戰爭。可以說自秦之立國始，秦國便一直處於一種戰爭狀態，與西戎發生爭端，是為了拓展國家之生存空間；與東方六國的戰爭則是為了與東方一較高下，並進而吞併天下。長期的戰爭使得秦人具備了兇悍如野狼一般的性格，磨礪了秦人的堅強意志，國民對戰爭的承受能力非其他東方諸國可同日而語。

雖然說戰國七雄誰最終統一中國都並不偶然，但綜合各方面因素考量，可能尤其以秦國為最。當然秦之滅亡東方六國，原因還有很多，譬如奉行積極的人才戰略措施；譬如隨著時代發展不斷調整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