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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階級分子認識到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是錯誤的犯罪的行為，因而獲得了遵守共同綱領、遵守國家政策法令的認識。對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思想教育是嚴重的思想鬥爭，一般來說，必須和當前的政策當前的運動和國家法律結合在一起，才能收到顯著的效果。把對資產階級的思想教育，看成資產階級分子自己發揮資產階級中‘積極的進步的一面’，克服消極落後的一面，這也是一種放棄思想鬥爭的看法。”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8）

正是由於延安知識分子思想傾向的強烈影響，許多*黨派領導人誤以為高層也是這個意思，所以他們也紛紛向這個思路上靠近。

1952年9月，黃炎培在中國*建國會北京市分會會員大會上的講稿《“三反”“五反”運動結束以後怎樣發揮毛主席對民建方針指示的精神》，就是這樣。後來是毛澤東不同意，才作了修改。《黃炎培年譜》記載：“得毛主席復示，對講稿中對資改造的一些太激進的提法作了某些修改。”17

毛澤東在給黃炎培的信中說：講稿用意甚好，唯覺太激進了一點，資產階級多數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囑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當，還祈考慮酌定。

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基本思想，例如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消滅個人主義，接受*主義的宇宙觀，或者如先生所說“沒有勞動，沒有生活，不從勞動以外求生活，不從自力以外求生活”，這就是要求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這些對於少數進步分子來說是可能的，當作一個階級，則不宜這樣要求，至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不宜如此宣傳。

當作一個階級，在現階段，我們只能責成他們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亦即接受共同綱領，而不宜過此限度。

在現階段，允許資產階級存在，但須經營有益於國家人民的事業，不犯“五毒”，這就是工人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領導，也就是共同綱領所規定的。

超過這個限度，而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思想，或者說，不許資產階級想剝削賺錢的事情，只許他們和工人一樣想“沒有勞動就沒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會主義，不想資本主義，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學習》雜誌上有些寫文章的同志曾經提出這樣的意見，我們已叫他們作了更正。

對於資產階級中的少數人，那些有遠見的人們，我同意先生的意見，可以向他們宣傳社會主義，使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發生興趣，我想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國的條件下這樣的人可能出現，特別是在幾年之後，社會主義成分更加壯大，更加顯示它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偉大貢獻的時候，這樣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來。

先生近來思想前進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說國家主權的思想，此次所說社會主義的思想，都表示這一點，但在現在卻是言之過早，在少數人想想是可以的，見之實行則是不可以的。18

毛澤東對黃炎培講稿的修改，主要有下列幾點：一、毛澤東把講稿中的“資本家應充分接受工人階級思想”改為“資本家應充分接受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二、毛澤東把講稿中的用“工人階級思想”改造資本家，改為用“愛國主義的思想，共同綱領的思想”教育改造資本家；把幫助資本家“改造思想”改為幫助資本家“改造那些壞思想，那些不合乎愛國主義和共同綱領的思想，即所謂‘五毒’思想”。三、在講稿中“資產階級分子有壞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後，毛澤東加寫了“就資產階級的大多數人來說，一個人的思想中有壞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去掉壞的方面，發展好的方面”。四、在講稿最後一段，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