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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客客氣氣請到前排就座。巴金記得就在五年前的那個苦悶的夏天裡，他經歷了人生中最難熬的歲月。他好象又看到作協大樓的頂端高高垂懸下來的兩條雪白條幅，一條是：“巴金是上海三十年代文藝黑結的總代表！”另一條則是：“向反革命文藝黑線的黑老K——巴金開炮！”

那時剛從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會場回到上海作協的巴金，從一個舉國敬仰的著名作家，一夜之間變成人人喊打的上海文藝界黑老K，這當然也需要一個轉化的過程。開始時他也不習慣這受人揪鬥的生活，可是隨著作協內部大字報的增多，巴金已從不肯接受這莫須有的罪名，到逐步習慣這種非人的折磨了。他看到許多和他一樣無辜的新老作家們，都被先後關進作協的二樓。他們在這特殊的“牛棚”裡每天學語錄，寫檢查和到樓下去接受批判。從當年8月開始，巴金就再也沒有好日子了。

“我確實應該受受教育，因為我確是地主家庭出身！”在永遠休止的批判和揪鬥過後，巴金並沒有像別人那樣氣餒與沮喪。他在牛棚裡真正做到不說一句不該說的話，不走一步不該走的路，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只有回到武康路那熟悉的小院時，才會對蕭珊傾吐心裡的積鬱之言。蕭珊對他這樣過份認真的態度感到驚訝和不解：“先生，你回家裡為什麼也要說這種話呢？莫非當真有點發傻了嗎？”

巴金依然真誠地對妻子說：“蘊珍，我說的都是真話。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長大的，受到舊社會舊家庭的教育，接觸了那麼多舊社會和舊家庭的人，所以我肯定有很多不良的思想。我會以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待新社會。所以，文化大革命對我來說，是非常及時的。。。。。。。。。。”他在妻子面前好象背書，好象有些木然地自省。他的神情讓妻子見了心生悲哀，蕭珊有時會說：“你究竟是怎麼了？”

巴金沒想到儘管他從心裡對已有了省悟，真心想在這場紅色風暴中洗心革面。然而造反派仍然不理解他。到了當年深秋，對巴金的鬥爭竟然又升級了。

他從一個每天可以看大字報，可以照常到作協上班的人，變成了“專政物件”。並且不時被造反派從一樓押上二樓，接受大會小會的批判。

“巴金，你必須交待為什麼要寫《激流三部曲》，你寫的《激流三部曲》，就是在為萬惡的地主階級歌功頌德！”巴金現在坐在這間小會室裡，似乎仍能聽到那震耳欲聾的喊聲。那當然是他的幻覺，當然是他記憶深處一時難以消除的烙印。如今，那夢魔般的苦日子終於漸漸離他遠去了。如果蕭珊現在沒有生病，如果她還象從前那樣好好活著，巴金本來對人生還有莫大的希望。現在不但沒有人再對他進行批鬥，而且也不再讓巴金去奉賢五七幹校了；不再讓一個年邁老人去田間勞作，這本身就是對他的解脫。留在上海儘管仍要巴金寫檢查和定期交出思想彙報，但是，這畢竟比過去五年中那不堪回首的歲月強多了。

蕭珊死後，從前那些見了面就橫眉冷對的造反派們，似乎多少改變一些態度。根據上級的指示，巴金可以住在家裡，他只要每天上午到作協機關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寫寫心得筆記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再象從前那樣掃作協的廁所、打掃走廊裡的衛生和登上很高的窗臺去拭玻璃了；當然，更不會有人疾顏厲色地把他拉到外邊去做“噴氣式”了。

巴金很滿足。生活的改善讓老人從心底滋生了一種生存的希望。每天上午必須參加的機關學習，對巴金來說無疑是種精神負擔。可他沒有其它辦法迴避，中午回到武康路13號，老人的精神才會變得好些。他現在和女兒女婿一家生活在一起，儘管女兒女婿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致，可是巴金仍然希望自己多做點力所能及的家務。再也不需要寫作了，巴金那時候下午的時間非常寬裕。他有時會在廚房裡淘米洗菜，有時還會親自到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