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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時夏鼐為副所長），關心定陵發掘是必然的。有一次他問我有什麼困難需要他解決，我說，有一部明代抄本（萬曆起居注》，現藏天津圖書館善本部，它是《明實錄&iddot;萬曆實錄》的底本，儲存定陵材料當然比現行《明實錄》更多，但屬特藏善本，不外借，我們很需要但看不到。他當即答應&ldo;這事我來辦&rdo;。五天之後，他專程派人借來，送到定陵，還附了一張紙條：&ldo;確是明抄，海內孤本，十分寶貴，儲存好，速看速還。鄭&rdo;。幾十大本，幾百萬字，我連夜閱讀、摘記，又立即組織人重抄一部，原書送還。重抄本數十冊現存定陵。

發掘工作剛完，在故宮神武門舉辦了&ldo;定陵出土文物展覽&rdo;。布展期中，《人民日報》約他寫稿介紹，他來到現場，一見我開口便說：&rdo;發掘工作完成了，要立即著手寫發掘報告，要快，不能拖。&rdo;又說他藏有明代帝後服飾圖片數十張（他不僅是著名的文學家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收藏家），十分寶貴，有彩色，比《三才圖會》的要準確，寫報告可作參考，次日他便把圖片交夏所長轉給我。展覽開幕後，他的文章在（人民日報》刊出（1958年8月31日，題為《朱翊鈞的地下宮殿》），定陵發掘的訊息一經公佈，轟動中外。我下放時，在農村新聞廣播中聽到他出訪阿富汗、阿聯等國飛機失事的訊息，心中十分悲痛。若干年後回定陵寫發掘報告，他的圖片真的成為復原帝後服飾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事畢送還，主人卻歸道山了。他去世後，全部藏書捐贈北京圖書館，入特藏部，館方為他的贈書編印了厚厚一部（西諦書目》（鄭字西諦），那些圖片久借不歸，未能列入書目，我有責任，至今引為憾事。然而略感慰藉的是，利用定陵資料寫出文章的，在發掘委員中他是惟一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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