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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他對此越來越感到厭倦與困惑，痛苦甚至絕望，但依然別無選擇地承受。

&ldo;林彪事件&rdo;之後，夏鼐重新返回工作崗位，主持中國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1972年8月，越南考古學代表團訪問中國，夏鼐負責接待。席間，越南代表問夏鼐：

&ldo;明定陵是貴國成立後發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您是發掘的具體指導人。我國的胡志明主席曾去參觀過這一偉大的發掘奇蹟，不知現在發掘報告是否已出版？我們想帶回去拜讀。&rdo;

面對異國的同行的關心與要求，夏鼐的臉微微泛起一層紅暈，以歉疚的，心情說道：&ldo;我們目前正在搞文化革命，發掘人員和指導者都忙於這項工作，定陵發掘報告還一時無暇顧及，等他日出版，一定請你們指教。&rdo;

越南代表微笑著點點頭，表示理解，並對夏鼐親切的話語和友好的態度感到滿意。此時，他們當然不會知道定陵發掘人員和指導者們的悲慘遭遇，更不會理解夏鼐心中的悽苦與面臨的境況是何其艱難。

在這之後，夏鼐不斷收到國內外考古專家和考古愛好者的來信，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情況。他先是認真地一一解釋，隨著信函的增多和詢問者語言的尖刻，他感到解釋已是徒勞，想盡一切辦法儘快寫出發掘報告才是首要的。從此他對一切詢問都只能表示沉默。

1976年12月6日，山西一位中學教師冒著刺骨的寒風，來到夏鼐的辦公室。這位教師是考古愛好者，同時對《明史》有一定的研究。自定陵發掘的訊息公佈後，他就關注著報告的誕生，希望能從中得到教益。&ldo;文革&rdo;中他被打成&ldo;漏網右派&rdo;，送進農場勞動改造，但對考古的嗜好和《明史》的研究從未放棄。今天，他專程來到北京，向夏鼐大師請教《明史》中的疑難問題，並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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