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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就在他剛才坐的地方，我瞥見一個男人坐在他後面一排。年輕，黑髮，二十多歲，五官清秀，顴骨高聳。捲曲的黑色胸毛從襯衫開領處伸出來。即使我當時羞愧難當，也看得出來他具有那種深色面板的地中海沿岸高加索人種的風情。

我看著他，希望得到一個同情的點頭或微笑。他回看著我，但他臉上的某種東西——一隻眉毛輕快地跳了一下，另一隻則收緊——讓我感覺他能看穿我，並且斷定我沒有多少內涵。一陣侷促不安傳遍我全身。我移開視線，走下了證人席。

第10章

週三我出庭作證，週四案子就到了陪審團那裡。瑞安在結束性辯論中將我折磨得死去活來，暗示我是全世界最愚蠢、最幼稚的紀錄片製片人。為什麼我沒有早點兒站出來？我怎麼知道錄影帶沒有篡改？為什麼我對錄影帶所受損壞不能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我在技術上就那麼爛嗎？他說，如果不是由於這些，那就是還有別的、更險惡的原因。

最後他以嘲笑的口吻宣佈，無論哪種情況，都不能算作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我也許在橄欖公園看到了桑託羅，但有什麼能阻止他在此之前或之後到卡柳梅特公園呢？那盤錄影帶只能描述桑託羅在某個具體時間點的所處位置。確實，要是把指甲抓撓的碎屑、這對戀人的爭吵，以及在他汽車旁邊發現瑪麗·喬的屍體這一連串事實放在一起，12名聰明的陪審員怎麼可能相信我的說法呢？

他們當然沒有相信。星期五那天，桑託羅被判有罪。

整個下午，電話響個不停——大部分是記者，想從我這裡搞到一個原聲片斷，以便能在10秒鐘內概括這起衝突，結論是讓我承擔後果。我斷定，要是他們得逞，我就死定了。電話密雨般打來，我禮貌地表示無可奉告；但他們顯然不肯罷休，我就試了一個新辦法。

“是艾利·福爾曼嗎？”一個聲音問道。

“Sí1？”

“你是艾利·福爾曼嗎？”

“Sí？”我故意將單詞的聲音拉長。

“呃——我找影視製片人艾利·福爾曼。她在嗎？”

“Meesus2不在家。”在一連串流利的西班牙語還沒向我襲來之前，我猛然摔下電話。

終於小勝了一場。

大衛開了前門進來的時候，我正看著電視裡自己的鏡頭。我本無心開啟電視，可是，喝完半瓶葡萄酒後，某種東西將我吸引到那場報道上面——或許這就是吸引著一群麻木看客圍觀事故現場的同一種東西；或許，就是一絲潛在的受虐狂心理。

大衛看了我一眼，進了廚房。

冰箱門開啟了，一隻櫥櫃抽屜合上了。片刻之後，他走進家庭娛樂室，手裡端著一隻裝著百吉圈3、燻鮭魚、奶油乾酪和洋蔥的盤子，坐在沙發上。

“你今天還沒有吃東西，對吧？”

“我不餓。”

他在半個百吉圈上攤了些乾酪，放上薄薄的一片燻鮭魚，最上面放上一些洋蔥。洋蔥的氣味燻得我鼻腔直髮癢。

“這兩天可真夠你受的。”

“一場實實在在的人生教訓啊。啥時候都不要做‘仁慈的撒瑪利亞人4’。”

他慢慢咀嚼著。“我想，即便是說你做得對，恐怕也無濟於事。”

我凝視著百吉圈，搖了搖頭。

“你父親是怎麼說的？”

“他說布拉謝爾斯沒有盡職盡責。”我伸手拿百吉圈。“對了，巴里跟我爸想的一樣。他來接蕾切爾的時候幾乎是深表同情。”我在那份三明治上咬了一口。“唉，作為前夫，也只能同情到這個份兒上了。”

大衛走進廚房。“他是怎麼看的？”他扭頭大聲問我。

“他說，布拉謝爾斯在案子裡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