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4章 外蒙古的可怕(第1/2 頁)

甘爾頓珠對蒙古的處境可是瞭如指掌。

1921年，外蒙古在e國的支援和鼓動之下，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在政治制度上也理所當然的選擇與e國保持高度的一致。

e國本想有一個忠實的小弟跟著他打江山，可事與願違。

自從外蒙古“革命”成功開始，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外蒙古政壇就出現了激烈的討論，一些民族覺醒人士和先進人士，對該走上什麼樣的經濟制度和如何發展經濟制度產生了不同的意見，並且有嚴重的分歧。

1932年，e國就不樂意了。

我能扶持你鬧革命，也能革了你的命。

為使外蒙古不偏離原本的政治軌道，e國和共產國際不斷對其內政進行干預。這樣強加干預的後果，就是造成了外蒙古更加尖銳的政治鬥爭。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外蒙古也是如此。

在積累的大量的不滿之後，外蒙古的牧民爆發多場起義。

因為e國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日積月累的紅色土壤，而外蒙古屬於“大躍進”。

相當於給一個原始人一臺膝上型電腦，他能用得慣嘛？他只能嫌棄這個筆記本砸核桃還沒石頭好使？

那既然如此，你強迫我使用膝上型電腦，那我的石頭就沒用了，就來砸你的腦袋。

如此惡劣的局勢，讓e國、共產國際和蒙古人民革命黨意識到：

在當時所執行的基礎政策不適應外蒙古社會現狀。

1934年9月，蒙古人民革命黨召開九大，把新政方針作為黨的總路線，實行政治多元主義，同時發展市場經濟。在一段時間內，新的政治政策為外蒙古帶來短暫曙光，e國也在一定程度上放鬆對外蒙古內政干涉。

本來歡欣鼓舞、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的外蒙古人民開始準備迎接新生活的時候，國際局勢再度發生劇烈的變化。

隨著蘇聯與日本領土矛盾不斷加深，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斯大林對外蒙古內政干涉，再次影響該地區的政治走向。

當時外蒙古領導層選擇的政治走向跟e國的路線完全相悖。

斯大林就派工作組好言相勸，勸他們收手。

可這幫外蒙古的“革命者”好像是革上了癮，儼然忘了自己是如何發家，直接以人民的名義拒絕了工作組的建議。

而e國與外蒙古領導層的分歧主要存在於如何對待喇嘛和寺廟。

斯大林認為，為了抵抗小鬼子的侵略，外蒙古增加軍費、擴充軍隊。

但是此時寺廟已經掌握了外蒙古絕大部分的財產，甚至還有一些蒙古牧民聽從寺廟的要求，不參加外蒙古軍隊。

斯大林匪夷所思，怎麼能讓一個寺廟比一個政府更有話語權，外蒙古牧民怎麼能把應該上供的稅賦捐給整天無所事事、蠱惑人心的喇嘛？

於是，斯大林建議當時的外蒙古的根登政權必須消滅喇嘛和寺廟。

1943年，斯大林與根登會晤的時候，非常憤怒，並且直言不諱：

“在你們國家形成了兩個獨立政權，一個是根登政權，另一個則是喇嘛政權，喇嘛政權更加強大。”

斯大林還主張在外蒙古成立內務部，專門解決寺廟和喇嘛的問題。

內務處倒是成立了，但是遲遲不動手，e國派到內務處的顧問無奈之下便離開了外蒙，臨走之際向內務處負責人最後一次傳達斯大林的建議：

即所有的喇嘛都是反革命者，在群眾面前必須公開按照祖國叛徒進行懲罰，必須嚴厲打擊喇嘛和寺廟。

根登對此極為不滿，言下之意就是外蒙古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你一個e國的顧問不過是來提提建議而已，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