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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ov）第三鋼琴協奏曲的表演、一些購物的機會，以及在會議中達成的許多結論。有關戰後歐洲的討論沒有被記錄下來，這部分在正式的報告中被刪掉了。

英國下議院曾在1939年發誓要保護波蘭的領土完整，如今卻食言了。溫斯頓？丘吉爾看準了一個“恰當的交易時機”，用一支藍筆在地圖上把該國的三分之一劃入德國，把另外三分之一送給了蘇聯，波蘭的邊界就這樣被粗暴地調整了。他還建議按一定比例瓜分中東歐的其他國家：為了照顧蘇聯的影響力，羅馬尼亞的90％歸蘇聯，10％歸英國；保加利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則是對半開。丘吉爾也意識到，這種決定“數百萬人”命運的做法會被認為是“過於自私”。不過要想取悅斯大林，就必須付出代價：犧牲半個歐洲大陸的自由。丘吉爾對蘇聯最高領導人說：“讓我們把檔案燒掉吧。”斯大林回答道：“不，你留著它。”

當丘吉爾認清現實時，為時已晚。在他1946年發表於密蘇里州富爾頓（Fulton）的、警告鐵幕已經降臨歐洲的著名演說中，他說道：“所有中東歐古國的首都，華沙、柏林、布拉格、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和索非亞”，現在都已落入蘇聯勢力的影響之下。倖存的只有維也納和半個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為了阻止暴行在歐洲肆虐，但最終還是沒有人能夠阻止鐵幕落下。

於是，歐洲在二戰結束後被劈為兩半。歐洲西半部在戰爭中表現英勇，他們在之後的數十年內仍然為自己打敗納粹惡魔的成就而感到欣慰，但卻無人反思自身在一開始所扮演的角色。在安排戰後的新世界時，他們也無法過多地替另一半被放棄的歐洲大陸著想。擊敗德國帶來了長期的厭戰心理，並且導致了英法兩國的經濟蕭條，以及荷蘭、比利時、義大利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崩潰。伴隨著這些混亂的，還有對可能導致大範圍核武器研發的軍備競賽甚至直接對抗的恐懼。蘇聯在歐洲的軍隊數量是其他國家的四倍，特別是在坦克部署方面，優勢更為明顯。人們確實有理由擔心，在德國投降之後有可能爆發進一步的衝突。因此，丘吉爾認為希特勒的投降僅僅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而非最終勝利，並下令制訂一個應急方案。雖然該方案被命名為“不可思議行動”（Operation　Unthinkable），但在英國計劃制訂者的腦袋裡，對今後可能出現的突發局勢卻早已料到。

德國崩潰後快速變化的局面，使人們不得不為突發事件作準備。斯大林的態度愈發強硬，這無疑是出於被希特勒背叛後的警惕心理：1939年的聯盟被證明是一場災難，蘇聯不得不付出極其慘痛的代價來抵禦德國人的暴行，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和列寧格勒的生死戰中。在莫斯科看來，必須建立一個由附屬國家構成的緩衝地帶，同時營造和強化一種對“如果蘇聯人感到威脅，就會採取直接行動”的恐懼。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人透過侵佔甚至遷移工業基礎設施來削弱西方國家的實力，便是情理之中的措施了。這同時還能為那些新興的共產主義政黨提供財政和後勤支援。正如歷史所證實的，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然而在西方國家看來，斯大林所帶來的壓迫要比希特勒的好得多。他們將這次戰爭描述為一場對抗暴行的勝利，透過樹立一個共同的政治敵人來掩飾“新朋友”的錯誤。但中東歐的一些國家對此不敢苟同，他們不認為這是一場民主的勝利，因為在接下來的十多年裡，他們將為自己站在獨裁者一邊而付出慘痛的代價。

然而西歐國家要維護他們的歷史，這就意味著要強調勝利，並且無視他們的錯誤以及那些被批評為“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決定。將2012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歐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歐洲人是多麼的偉大啊，他們成功地維持了數十年的和平，儘管對曾經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