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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19世紀90年代初，法國外交官在幕後拼命活動，與俄羅斯締結了一項軍事協定，並且結成同盟。法俄同盟的首要宗旨是自衛：兩國同意，一旦德國或其盟國出動軍隊，他們就對德國發起攻擊；兩國還正式承諾，如果倫敦對他們中的任何一方不利，他們也將對英國採取行動。

不列顛急於將俄羅斯的注意力轉移到其西部邊境上來，這對法國來說真是個好訊息。倫敦與巴黎重新聯手的第一階段發生在1904年，經過對雙方在全球共同利益的詳盡磋商，兩國簽訂了《英法協約》（Entente　Cordiale）。不出所料，俄羅斯的角色是這些協議的核心內容。1907年，三國協約正式建成。英法兩國與佔據了世界中心地帶的俄國達成了正式協定：一條固定的分界線劃分了三國在波斯的勢力範圍；同時，協定的條款還將俄國在阿富汗的介入空間壓縮到了最小。愛德華？格雷主張，將印度從“緊張和不安”中解放出來的最佳途徑是與俄羅斯取得更加積極的相互理解，這將確保“俄國無法在波斯佔據到對我們構成威脅的部分領土”。正如他在1912年時所吐露的，他對試圖同時推動和遏制俄國的傳統外交政策一直都抱有疑慮：“多年來，我一直認為這是個錯誤的政策。”換句話說，尋求盟友是更加體面、更富成效的前進方式。

然而資深外交家明白，與俄國的和解代價，是德國。正如倫敦外務部的常務副官查爾斯？哈丁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在1908年所強調的：“對於我們而言，在亞洲和近東與俄羅斯達成充分諒解，遠比與德國保持良好關係要重要得多。”他竭力地反覆強調這一點，即便在兩年之後他被指派到印度擔任總督時也是如此。他寫道，如果俄羅斯意圖在波斯擴張，“我們將對此無能為力”。因此，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維持歐洲的均勢：“一個對我們有敵意的法國和一個對我們有敵意的俄羅斯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要遠遠高於一個對我們有敵意的德國。”英國駐聖彼得堡大使亞瑟？尼科爾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也認同這一觀點：由於波斯的緊張局勢，大不列顛與俄羅斯的關係已經“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他接著說道：“我想，我們應該不惜任何代價與俄羅斯保持充分的諒解，這是絕對有必要的。”

同盟條約簽署後，不計代價地取悅俄國就成為了英國的首要政策。1907年，愛德華？格雷爵士告訴俄羅斯駐倫敦大使，英國會考慮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採取更加靈活的立場，如果俄羅斯人同意與英國建立“永久的友好關係”的話。於是聖彼得堡發起了新一輪的外交博弈，其中包括以俄國對波斯尼亞（Bosnia）事件的默許換取奧地利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問題上的支援——這一交易後患無窮，足以導致歐洲勢力的重新洗牌。

1910年，愛德華？格雷爵士再次強調犧牲英德關係的必要性：“我們不能與德國達成可能分化我們與法俄關係的政治諒解。”這種堅定專一的政策讓聖彼得堡方面深刻感受到了英國示好的熱切程度，以及其中蘊藏的機會。俄羅斯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Sergei　Sazonov）在1910年末時深思熟慮地說道：“在我看來，倫敦內閣似乎認為1907年的《英俄條約》（Anglo…Russian　Convention）對於英國在亞洲的利益十分重要。”他接著說道，既然如此，看來英國會被迫做出重大讓步，“以維持這一對其如此重要的條約”。這個判斷真是一針見血。

當俄國軍隊在1910年對蒙古、西藏和新疆發起新一輪的攻勢時，英國人幾乎無法掩飾他們的驚恐。俄國人的擴張舉動顯示出英國的地位是多麼的岌岌可危。就像格雷在1914年春天做出的悲觀評估那樣，事情不可能比這更糟了。同樣的故事也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