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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中東市場。面對西方生機蓬勃的經濟發展，中東不得不為經濟緊縮感到憂愁。

近來對倫敦墓穴發現的屍骨研究顯示，當時財富的增長促進了人們的飲食結構和健康水平。統計結果表明，瘟疫之後的重大影響之一是延長了人們的壽命。倫敦瘟疫的倖存者在身體素質上明顯比黑死病暴發前的人更為健康，當然也使人的平均壽命顯著提升。

歐洲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並不平衡。大陸北部和西北部的變革最為迅猛，主要是由於這些地區與南部相比經濟水平更低。這意味著地主和租戶的關係比較融洽，因而更容易達成適合雙方利益的協議。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即北方城市與地中海城市擁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在地中海城市，幾個世紀的地區及長途貿易已經形成了一些能夠操控商業競爭的機構（如行會），由個別商業團體壟斷。相比之下，歐洲北部的繁榮則是得益於在商業競爭方面沒有限制，因此在都市化和經濟成長上比南方更為迅速。

新的生活方式也開始在歐洲各地出現。比如在義大利，女性一般不願意，也沒太多能力進入勞工市場，還像瘟疫暴發前一樣，到了年紀就結婚，努力生更多的孩子。而在歐洲北部國家，情況卻有所不同。這些地區的人口縮減為婦女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推遲了女性的結婚年齡，並對家庭規模產生了長遠影響。“別那麼著急結婚，”詩人安那？拜恩（Anna　Bijns）在尼德蘭（herlands）寫成的詩歌中建議說，“能為自己掙到衣食的女人不要急著去忍受男人的棍棒……儘管我不反對結婚生子。沒有束縛最好！祝沒有男人的女人幸福！”

黑死病帶來的轉型為歐洲西北部的發展奠定了長期的基礎。儘管這些改變還未在歐洲各地全面開花結果，但靈活的體制、開放的競爭，以及最重要的，意識到只有勤奮勞作才能克服北方惡劣地理條件從而贏得收益，都為後來歐洲在近代早期的徹底轉型奠定了基礎。正如現代研究所不斷昭示的，18世紀的工業革命根植於瘟疫後的世界：隨著產量的提升，人們的野心變得更大，財富不斷積累，同時消費的機會也變得更多。

隨著屍體被掩埋，黑死病逐漸成為一種恐怖的記憶（後有週期性的二次復發）。南歐同樣經歷了重大變革。14世紀70年代，熱那亞想趁著大瘟疫給威尼斯造成重大災難之際奪取對亞得里亞海的控制權。但這一賭局發生了巨大的逆轉：熱那亞未能發動一次決勝性的進攻，於是突然陷入了戰線過長的困境。透過幾個世紀建立起來的一個個連線中東、黑海和北非的商業城鎮據點，統統喪於敵手。熱那亞敗了，威尼斯勝了。

擺脫了宿敵的威尼斯，如今一切轉入正規，可以專心從事香料貿易。透過亞歷山大港進口的胡椒、生薑、豆蔻和丁香越來越多。平均算來，威尼斯商船每年要從埃及運回400多噸胡椒，與從黎凡特運入的數量相當。至15世紀末，每年有近500萬磅的香料（用於食物、藥品和化妝品）進入威尼斯，然後再以不菲的利潤售往其他地方。

威尼斯還是繪畫顏料的進出港。這些顏料通常被統稱為“海外來的威尼斯產品”（oltremare　de　venecia），包括銅綠（verdigris，直譯就是“希臘綠”）、硃紅、胡蘆巴、鉛錫黃、骨黑，還有黃金的替代品，比如紫金（purpurinus）或彩金（mosaic　gold）。不過，最著名、最獨特的顏色是從中亞開採的青金石中提取的純藍。於是歐洲藝術的黃金時期——也就是15世紀法拉？安吉里柯（Fra　Angelico）和皮耶羅？戴拉？弗朗西絲卡（Piero　della　Francesca），以及後來的米開朗基羅、利奧納多？達？芬奇、拉斐爾和提香等藝術家生活的時代——孕育而出：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