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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形式，孫中山也沒有明確表示自己的意見。他認為，以何種形式合作是反帝聯合戰線的具體問題，可待以後逐步解決。他眼下迫切希望蘇俄對他進行經濟援助，他對蘇俄決定幫助中國建築一條途經土耳其，將莫斯科和廣州聯絡起來的鐵路十分感興趣，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任務，也是中國革命最緊要的事業。

在上海的馬林在達林與孫中山會談後即趕赴北京，與當時蘇俄政府駐北京公使派克斯商量，向共產國際提出了關於國共合作的具體建議。

在馬林的建議下，1922年4月在杭州召開了中共中央全會，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瞿秋白、毛澤東等與馬林出席，在馬林的主持與影響下，在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等人的大力支援下，確定了關於國共合作的基本方針。

4月23日，馬林離開上海，經新加坡、馬賽、阿姆斯特丹、柏林和雷維爾，於7月中旬回到莫斯科覆命。

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繼派出馬林之後一而再地派出代表來中國，急於促成國共兩黨合作，但他們沒想到作為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也許是因為剛剛成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並不深入，也許是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黨派的狀況以及組織革命統一戰線的必要性與可能性都缺乏認識，在馬林離開中國後便開始反對共產國際提出的國共合作的建議，當時有獨立自主傾向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都表示反對，尤以個性特強素來不願人云亦云的陳獨秀反對最烈。陳獨秀與最早到中國與他和李大釗聯絡的在共產國際遠東局工作的維金斯基關係頗好，1922年6月陳獨秀寫信給維金斯基，陳述了他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的理由：一、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宗旨及依據的基礎不同；二、國民黨聯合軍閥張作霖、段祺瑞等，其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三、國民黨未曾發表政綱，在廣東以外的各省人民看來，國民黨仍是一個爭權奪利的黨，共產黨如加入該黨，則會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在青年人中，將永無發展之機會；四、廣東實力派之陳炯明名為國民黨，實則反對孫中山甚烈，我們倘加入國民黨，會立即受陳派之敵視，即在廣東不能活動；五、國民黨孫中山派向來對於新加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六、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決議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已無加入之可能。　。　想看書來

共產國際的訓令（3）

但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因北伐受阻而回到廣州的孫中山任命李烈均為北伐總司令，許崇智為總指揮，改設大本營於韶關併發布攻擊令，北伐軍即分三路向江西進擊。江西是當時在北洋政府執政的直系在華南統治力量最薄弱的省份，一經北伐軍進攻，即迅速潰敗，北伐軍一舉攻佔了江西南部重鎮贛州，直係軍閥陳光遠棄職逃竄。接著北伐軍乘勝以破竹之勢，又攻佔吉安，威脅省會南昌，整個江西指日可以平定。此時，革命軍的聲威大振，革命形勢很好，加之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的認識不斷加深，開始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關於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基本思想，明確現階段中國革命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這樣“與小資產階級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是必要的”。基於這種認識，中共在《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中就指出：在中國現有各政黨中，“只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正的民主派”。不久，陳獨秀再次給維金斯基寫信，信中改變了過去的看法，表示“我們很希望孫中山派之國民黨能覺悟改造，能和我們攜手”，希望儘快建立起國內聯合戰線。此資訊傳到莫斯科，共產國際為防再出意外，8月初，派馬林又匆匆趕回中國，在杭州又召開一次中共中央全會，宣佈共產國際的訓令。這個訓令是由馬林自己起草的，據托洛茨基說，由於那時列寧正患病，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