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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國民政府委員、財政部長、軍事委員廖仲愷身中三槍，被暴徒刺殺於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

當時正在廣州城內黃埔軍校辦事處的蔣介石正準備去中央黨部開會，當他接到廖仲愷被刺的電話後迅速趕到現場，撫著廖先生的頭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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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愷，原名思煦，1878年3月10日出生於美國一個華僑家庭。1902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後透過胡漢民的弟弟胡毅生介紹，結識了孫中山。作為國民黨左派代表，對於敵人的暗殺陰謀，廖仲愷早有所聞，夫人何香凝曾勸說丈夫平時多帶幾個衛兵，廖仲愷大義凜然地說：“我們天天和人民接近，是防不勝防的。現在中國人很好過嗎？我自問無負於黨，無負於國，無負於人，倘要暗殺，只好由他吧。革命黨人說到犧牲，原是不成問題的。”他為國民革命，早已置生死於不顧了。

廖仲愷被刺的當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立即舉行聯席會議，決定為應付廖仲愷被刺後的緊急局面，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成特別委員會，指揮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負責穩定政局和查清案件。

25日，國民政府又決定組成由朱培德任主席，陳樹人、甘乃光、周恩來、嶽森、吳鐵城、陳李木、李福林、陳公博等8人任委員的“廖案檢察委員會”，具體負責查辦此案。

此事到底為誰所為最後也沒有查清，因為在當時複雜的形勢下，弄清事情真相實屬不易。在廣州城中的中共負責人陳延年、周恩來等人表示：共產黨人認為廖仲愷被害是國民黨右派有計劃的陰謀，是兩黨合作的一個重大損失。周恩來在廖仲愷被害的當天即趕到醫院探望，並發表了《勿忘黨仇》的紀念文章，強烈譴責反革命勢力和國民黨右派的卑鄙行為。

時任黃埔軍校第3團黨代表的包惠僧在回憶錄中說：案發當天他在中央黨部大樓遇見胡漢民，“他很不自然地同我打招呼，並問黃埔軍校入伍生情況，我看他的面色從不自然中流露出慚愧的樣子，我也很勉強地答應了他的幾句話就走開了。我當時想，這個傢伙是廖案的主犯，假若我是廣州衛戌司令，就馬上把他逮捕起來，還怕不水落石出嗎？”

當然，這是包惠僧的個人觀點。但不管胡漢民是否涉及案件，胡已成為案件的中心人物，因為在當時的形勢下，國民黨內經過新一輪的權力調整，如何處理和認定案件已成為國民黨內左、右派之間的鬥爭。

孫中山逝世，國民革命頓失中樞，在國民黨內即形成三大派系，右派為胡漢民、張繼、鄒魯、謝持、許崇智等人；中派為蔣介石及手下一批將領如何應欽等人；左派為廖仲愷、孫科、汪精衛、徐謙等人。三派之間一直在明爭暗鬥，廖案發生後，中派保持中立，左派和右派，汪精衛、胡漢民之間，已成水火不相容之勢。

要論胡、汪兩人關係之親密，在國民黨上層還不多見。兩人是同鄉、同學，一同去日本留學，一同投入革命黨人活動之中，這之後二人一起在革命黨中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在國民黨改組開始後，胡、汪與廖仲愷等人一起被孫中山指定為改組具體執行人。在對待國共合作問題上，汪先是反對，但很快轉為左派；胡先是中立，但很快轉為右派。在國民黨“一大”上，胡、汪當選為第一、二號中央執行委員，由孫中山的助手而正式成為中央領導核心成員，大權在握，兩人的協作也到了結束的時候。

打破這一平衡的是孫中山。孫中山北上後任命胡為代理大元帥主持全面工作，這對權欲極強的汪來說無疑是一大刺激。孫中山逝世，代理大元帥自然成為接班人，汪難於服氣。二人相比，從理論上說，胡要強於汪，胡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