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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以與日本。”“膠州領土內德國國有動產及不動產……均為日本獲得。”“德國應將關於膠州領土內之民政、軍政、財政、司法或其他各項檔案、登訂冊、地圖、證券及各種檔案，無論存放何處，自本約定實行起三個月內移交日本。”

“和約”中的上述條款對中國來說，實為喪權辱國，中國作為戰勝國反而淪為於戰敗國待遇！

當“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的訊息傳到國內，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

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在1915年9月15日創辦《青年雜誌》，倡導中國新文化運動，意在反對袁世凱尊孔復古使中國的歷史開倒車。當雜誌出到第二卷一號時改名為《新青年》。《新青年》公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號，震動全國。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中，大聲疾呼“救救孩子！”《新青年》在全國知識界以及青年學生中樹立起崇高的威望，而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名流一時成了名震中華大地的中國新文化革命運動的旗手。

陳獨秀在1919年5月4日前發表了一篇《隨感錄》。文中憤怒地寫道：“巴黎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點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他尖銳地指出“巴黎和會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久久集在愛國學生們心中的怒火燃燒了。5月4日，在北京，北大、清華等大中院校的愛國學生五千多人走上街頭，他們在天安門舉行###，懷著滿腔的愛國熱忱，高舉“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舉行了浩浩蕩蕩的遊行示威。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遊行示威的愛國學生出於義憤，放火焚燒當時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曹汝霖的公館趙家樓，痛打曹汝霖以及藏在曹宅的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三個賣國賊。北京北洋政府即派出軍警進行鎮壓，毆打愛國學生，學生們奮起反抗，軍警逮捕了劉仁靜等32人入獄。次日，不畏強暴的北京愛國學生實行總罷課，表示強烈抗議。5月6日，北京中等院校以上學生聯合會成立，發通報、散傳單、組織演講團，愛國學生再次走上北京街頭，揮淚演講，號召人民奮起救國，要求嚴懲賣國賊，群眾也情緒激憤，整個北京城沸騰起來了！

運動很快波及到天津、上海、武漢、長沙、廣州……整個中國沸騰起來了！

6月3日上海工人舉行政治大罷工，“五四運動”進入新階段，中國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國政治歷史舞臺。

北洋政府懾於由“五四運動”引發的全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濤，沒敢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拒不承認“和約”強加給中國的有關條款。

在北大師生和員工們的齊心鬥爭下，北洋政府的法院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最終判劉仁靜等被捕的愛國學生無罪釋放。當劉仁靜等人走出法庭的時候，頓時鞭炮齊鳴，口號震天，人們一路簇擁著劉仁靜等人返回校門。

出任“和會”中國專使團的團長陸徵祥，由於“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將他所有的外交夢想摧毀，決定退出外交圈，攜妻子遠渡比利時。在妻子逝世後他於1927年10月4日在比利時布魯日的聖安德諾修道院正式出家，成為了一名修道士，皈依基督教，成了中國現代史上唯一的“修道士總理”。

陸徵祥成為修道士後，一直在為他當年替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之舉而懺悔，並付之行動。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陸徵祥主編了《益世報海外通訊》，介紹中國抗戰的情況，呼籲歐洲各國人民支援中國的抗戰。由於他進行的反法西斯宣傳，他險被納粹押往設在波蘭的死亡集中營。1945年抗戰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