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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一個多媒體教室，他拿著話筒在臺上講了一個多鐘頭，一邊講一邊埋怨這個話筒有多麼多麼不好，多麼多麼不方便，結果快到下課了才發現那個話筒根本沒開啟。每週的另一次課本來安排在一個很大的報告廳上，但才上了一次他就不幹了，說這麼大的屋子根本就不是上課的地方，硬是給換了個小教室。這次課本來是隻有單週上，換了之後就變成雙週了，這樣一來他又多爭取了一次課的時間，我聽到這個訊息後笑著跟03級的同學說，你們又讓張先生“陰謀得逞”了。

據說張先生是極少發表論文更不願意寫書的。確實，我在書店裡只見過他選編的一本《宋詩選》，再無其他。和很多整天靠著論文數評職稱、靠著出暢銷書和四處講課賺外快的所謂“學者”來說，張先生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學者，一個不求名利、一心一意做學術的學者。可以說，他已經把學術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有人半開玩笑地跟我說，三十年後，你大概就和現在的張先生一個樣兒。我搖搖頭說，張先生的境界是我這輩子都無法企及的。

陳恆舒，1984年5月24日生於湖北十堰，200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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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一個迷局（1）

對北大，我一直感覺可說不可寫。人生百年，八十多萬個小時的光陰，究竟有多少已經和將要消耗在對它的談論上？四個月前我們中文83級畢業二十年聚會，一天一夜都在談論它，那樣的談論，無論具體或抽象，興奮或感傷，都可以誇張地稱作盛宴，的確是享受，但要把它們寫下來，卻甚無趣，沒有多少可讀性。這些談論，和我們更多時候在另一些場合被偶然觸發的對北大的回憶、今非昔比的感慨是一樣的，都是貌似個人經驗的大眾經驗，裝在相似的道德容器和情感容器中，略無孤立性可言。可以推想一條巷子、一個家族、一座城市，乃至一個祖國，在兩個以上相關者之間引發的回憶和喟嘆概莫如是。所以我想，要寫，就寫點突兀的吧。

1987年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送走了32樓416同屋中的最後一位。陽光強烈，校園依舊，我是否馬上回到宿舍已經記不清了，我只記得當時一個極其猛烈的念頭是：只剩我一個人了，我要在32樓416待到被趕走。我還有比較多的米票、麵票、糧票、菜票，不夠還可以去換，換多用不了還可以去退，我也還有足夠多的錢去海淀鎮上的良友書店租武俠看。最讓我一想起就興奮的是，我從此徹底自由了，就我一個人了，晚上可以通宵不關燈了，可以想唱就唱，想不起床就不起床了。雖然北大四年一直很自由，至少比別的學校的學生要自由不知多少倍，但再多的自由上面總還頂著一棵更自由的草，現在我可以把這棵草拔下來了。第二天早上，或者中午醒來，我一下傻了，那種突然由熟悉轉為陌生的感覺，現在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和描述，我只能說接近淒涼，惶恐，懷疑，驚悚，“怎麼回事？人呢？”……現在能比較清楚地記起來的有兩點：一，不真實的感覺。好像不是剛過去一天一夜，而是被人蒙了眼睛，下了迷藥，施了魔法，變了戲法，反正是時間被抽走了多少完全不知道，不知所措，但這感覺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快到來不及在記憶裡紮根，快到我現在寫下這種感覺時心裡很虛，像是在傳播別人的謊言時又加進了自己的謊言，對這些描述的真實性一點把握也沒有，卻還要別人去相信，可謂“不真實的不真實”。二，微笑。迅速之後，必定是一個停頓。其實我回憶中記得最清楚的還是這個停頓的微笑，它出現在我臉上就像演戲一樣。這是對那種無法再現的感覺的本能反抗，非常有力量，比童年時獨自臥病在床因恐懼而攥在手裡的《毛主席語錄》還要有力量。我一個人在北大的最後十幾天黑戶口生涯就從這個微笑開始了，它擔當的是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