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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的西服,特嚮往“高尚”生活方式的校友更加當之無愧。他可以不為物質、金錢、主流價值觀所動,專心致志地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大家都在看書的時候,是因為看書和考試成績掛鉤,那時b哥讀書肯定是最少的,但工作之後,很多人都蛻化成了坐在電腦前的白領,沒有誰願意看人文社科方面的書籍了,可b哥仍然在充滿興趣地閱讀。現在的b哥,仍然想打籃球就打籃球,想打麻將就打麻將,想搞創作就搞創作,他天生不為什麼事情羈絆,尤其不為世俗的“成功”標準所羈絆。這放在過去,只是一種生活方式,放在今天看來,就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格了。
我1998年進入北京大學,那時候還是一個愣頭青,沒有車,沒有瑞士表,愛好打籃球、喝可口可樂。時至今日,我仍然會回憶起剛剛入學的那幾天的情景,也常常和牛k老師聊天,常常和b哥一起鬼混。想想那些時光,和已經熟識的朋友們在一起,我總是感到,當一個愣頭青是很美好的事情。愣頭青永遠是年輕,雖然我還沒老,可我已經開始害怕老了。
石一楓,1979年生於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5年碩士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當代》雜誌編輯。著有長篇小說《b小調舊時光》。
陳恆舒:先生(1)
劉浦江
寫中文系的事情,先要從一個非中文系的老師寫起——劉浦江先生。
不知道從哪一年開始,劉先生給中文系的本科一年級學生開設中國古代史的課程。他有兩點特別出名,一是要求嚴格,相傳中文系有“四大名捕”,就是抓不及格的學生抓得特別狠的那種,說法有很多個版本,但不管哪個版本,劉先生的大名都赫然在列——據說有人重修了四次還沒有及格呢。二是他每年開學的第一節課都會說一這麼一句:“我一直覺得你們中文系的學生是比較沒有文化的……”當時聽到這句話,整個教室一片譁然,儘管此前已經有師兄師姐給我們打了預防針。然後他就開始解釋為什麼說中文系的學生沒文化,大約是講了一些個人經歷,發現中文系的學生對於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知識是頗為匱乏的。於是在這個學期的課程中,他很注意對我們古代文化基本素養的訓練,比如干支紀年甚至於紀月、紀日,比如讀寫繁體字,現在想想,對於日後的學習確實獲益匪淺,而當時那一句當頭棒喝對於剛剛進入中文系的洋洋自得的我來說也有相當的必要。第二年C君拉著我跑去聽他的第一節課,他看見我們倆坐在下面,開始先敷衍了一些別的話,顯得有些拘謹,但後來還是沒忍住,很突兀地崩出一句:“我覺得你們中文系的學生比較沒有文化……”整個教室又是一片譁然,只有我和C君相視一笑——這大約也是新生與老生的區別之一吧。記得劉先生說完“中文系學生沒文化”之後還有一個補充,大意是說他的夫人也是中文系的,但是是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的,所以還算有點文化——後來我選擇了古典文獻專業,不能說沒有這句話的影響。
隨著這門課的深入,我才越來越覺得他說的話並非無稽之談。歷史課大家從小都學過,但中學的歷史教育為了適應考試的需要,把一些尚無定論的東西武斷地下了結論並強行灌輸給我們,同時還灌輸了不少陳舊甚至錯誤的結論。而劉先生在課堂上常常能為我們破除這些“虛妄”。有一次他拿起講義念道:“恩格斯說……”大家一聽是恩格斯的話,趕緊埋頭去記,等到記完手都酸了,這時劉先生放下講稿,慢條斯理地說:“現在的研究證明,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大家全崩潰了。當然,重要的不是結論,而在於你能夠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去研究去分析——這就是中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不同。而劉先生也很重視我們自己的觀點,在兩次大考中,他各有一道分值很大、靈活性也很大的題目,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據者都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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