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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即同東北軍搭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橋了。外面抗日形勢發展很快，高以後表現很好，加入了共產黨，在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後被殺害。

張學良由反共轉到聯共抗日，這件事完全證明毛主席《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正確，反對了當時的關門主義者。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開展了，有利於紅軍東征。從這裡可以看出兩條路線的對比：我們在江西時，那樣強大的紅軍和相當遼闊的蘇區，但由於王明路線的貫徹，對十九路軍採取了錯誤政策等，使我蘇區和紅軍削弱了百分之九十，白區損失了幾乎百分之百。我們到達吳起鎮，只存七千二百人，加上十五軍團也不過一萬三千餘人。在毛主席正確路線領導下，一到陝北立住腳跟，即粉碎第三次“圍剿”，開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了向國民黨的戰略進攻。逼迫蔣介石國民黨處於被動，引導我黨我軍、蘇區白區工作轉人主動。當時，我體會到正確的政治路線威力的強大，最能調動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增加了自己很大的勇氣。

東渡黃河　進軍山西

粉碎國民黨對陝北的第三次“圍剿”以後，部隊的給養等物資問題仍然很困難。這些實際問題，也就經常使人考慮著紅軍的行動方向問題。

陝北是小紅軍的好根據地，大紅軍的落腳點，但經濟落後，交通不便。東側黃河，北靠沙漠，西面荒涼，人煙稀少，雖不易形成白軍四面“圍剿”的局面，而紅軍本身的發展也有困難。向南發展，就要同東北軍和西北軍打仗；且陳誠於洛陽及其以西控制三個軍，放在機動位置，這是專門對付我軍的；向南發展就會把蔣軍嫡系引進西北，加強對西北的控制。這些，對於當時的發展和總的局勢都不利。東渡黃河開展呂梁山根據地，再向晉中和晉東南發展比較理想。東征可以把抗日主張發展到華北去，可以解決給養問題，補充兵員問題，以及籌款和其他物資問題。但是，東征必須保證部隊和陝北根據地的聯絡。

一九三六年，大約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電報，決定東渡黃河，奪取呂梁山脈，開闢新根據地。我接到軍委這個指示後，是擁護毛主席這一決定的，但是內心有兩點顧慮：一是怕渡不過去。當時紅軍在大疲勞之後，體質還很弱；且人數也少，包括劉志丹、徐海東兩部分才一萬三千餘人。如受挫而強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東渡黃河後，在蔣軍大增援下，要保證能夠撤回陝北根據地。在這一點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覆電同意外，還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東渡黃河是必要的，但須絕對保證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絡。我這種想法，反映了當時紅軍體質弱的實際情況以及長征中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教訓。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興，他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

我隨毛主席到無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後，即率電臺去無定河口上下游各數十里，詳細偵察渡河點。我用了七個晚上偵察了一軍團和十五軍團的兩處渡河點，也偵察了敵情。不僅瞭解了敵人表面的工事構築、兵力火力配備，而且真實掌握了敵人的縱深配備似求既保證東渡取得勝利，又準備形勢萬一變化，能安全撤回陝北。我到預定渡河點時，才造好十五隻船，每船乘三十人，來往一次需要一小時二十分鐘。全軍一萬四千人，還有行李、伙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