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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透過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為人之道和治國之道正好全部講透了。一國的軍隊有六師一萬二千人，就完全可以攻伐敵寇，橫行天下了，有令即行動有禁即停止，不一定是效法了什麼東西。孔子編寫《春秋》，只記載了魯國十二公，正像一國的軍隊有六師一樣；將士有一萬二千人，正像《春秋》紀年有二百四十二年一樣。六師一萬二千人，就完全可以組成一國的軍隊，那麼孔子透過《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紀事，也完全可以闡明自己的道理了。論說此事的人喜歡把道理說得神乎其神，把意義誇大得毫無邊際，認為不這樣做就會遭受禍殃，所以經傳的篇數，都被說成是有所效法的了。考訂核實根本，評論那些文章的含義，孔子編寫《春秋》和那些賢人寫書，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以聖人寫經，賢人寫書，意義和道理講盡了，文辭完備了，就構成了篇。他們編寫一篇，就把同一個種類的內容歸在一起，把章節互相連線起來。如果種類不同，論說不一樣，就另外寫成一篇。意義不同文章就不同，事情改變了篇目也就更換了，根據事情的意義來寫作，有什麼效法模仿的意思呢？

【原文】

81·7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記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註釋】

赤制：指漢朝。按陰陽五行說，漢朝是火德，而五色之中與火相應的是赤色。中數：半數。為赤制之中數：按讖緯說法，孔子作《春秋》是為漢朝製法，而斷十二公，是表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已盡，一姓不得再受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是孔子為漢朝預先制定的享國年數的一半。五紀：指歲、月、日、星辰、歷數。

邪：表肯定，同“也”。

三世：“三世”二字不當重，或即下“三世”二字當作“三八”。

說：據文意當為“設”。五十年：實際上魯隱公享國十一年。

【譯文】

有人解釋《春秋》記載的二百四十二年，認為上壽九十年，中壽八十年，下壽七十年，孔子是根據中壽年數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又解釋說這是漢朝享國年數的一半。又解釋說這二百四十二年，為人之道周全，君王治國之道完備。如果根據中壽三世而確定年數的這個說法正確，那麼所謂把“人道”、“王道”講透的說法就不對了；如果說所謂把“人道”、“王道”講透的說法正確，那麼根據中壽三世而確定年數的說法就錯了。二者互相沖突而想確定它的含義，聖人的本意又怎麼來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