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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沒有反駁,但看得出她認為我真是不近人情。我仍然缺乏勇氣面對現實。
正在不知如何收場,一個電話救了我,居然是一家婚介公司的,大姐說:“有一個出納,孩子歸女方,男方沒有牽掛,看了你的情況,想見見你。”
我捂著話筒,吱吱唔唔地怕別人聽見,只能一個勁地“是”“是”,我不敢說話,一屋子同事,真險。
在海邊的一個小花園裡,我見到了那個出納,黑影裡看不清,只覺得不跛不矮不聾不瞎不口吃,連我自己也找不著標準了。
他見了我,委委屈屈地大談自己離婚6年了,當年老婆對不起他,讓他戴綠帽子,現在還每個月為80塊錢撫養費,跑到他單位找他要,他還笑她不夠跑腿錢。
我一聽就來了氣:“你為什麼不多給她點,她帶著孩子也不容易。”
“她不缺錢,她這是明擺著來單位臭我。”他滿肚子理由。
黑暗裡,我見他夾著煙的手指一劃,一口煙噴出老遠,俗氣地劃了個圈。那情景像誰?趙趙!
我一陣厭惡。
“我是高中畢業的,你是大學畢業的,你也來見我。”他遲疑地問,我只聽聲音,猶看不清他的臉。
我說我要考研究生,恐怕沒有時間見面了,就匆匆而去。
第二天,我的手機號碼就被他粘上了,先是問我有沒有時間見面,然後就說他朋友有枚珍貴的郵票要出手,求我幫忙找買主,他變換著電話跟我捉著迷藏。
後來一回電話,就聽一個膠東口音的老太太顫顫微微地告訴我,她們街道有老年鑼鼓表演,看我能不能去拍張片子報道一下。然後就趁機說聽說我是個好女人,她兒子也是老實人,找他這樣的絕對吃不了虧,我能否賞光去她那裡一趟,談談。
我煩透了,我編出了各種理由搪塞她。
那幾天,那婚介所就是不捨棄,真是非要給我負責到底,我的手機“滴滴嘟嘟”地響個不停。愛心大姐欣喜地一接電話就給我報喜,說終於有個素質高的,看了我的材料要跟我見面,我問:
“他是幹什麼的?”
“記者。”她無比敬仰地說。
“哪個報社的。”我一驚,新聞界的同行認識不少,不知是哪位仁兄。
“就是成立不久的那《家庭報》的。”
“什麼?”我大驚失色。
我還有這麼個同事?我的腦子快速瀏覽了編輯部人員的選單,沒有這麼個人,絕對沒有!
我見著鬼了。
“他叫什麼?”我問,我想去捉鬼。
“張放,33歲,山師大畢業的。”
天,有鼻子有眼,一時緊張,我竟露了馬腳,我說:
“一個單位的,沒準還認識。”
“是嗎?那我向他約個時間。”大姐高興地說。
時間終於沒約上,大概那位仁兄有自知之名,李鬼撞上李逵,沒好果子吃。
正懊惱不己,老木失蹤了一年多,不知從哪裡又冒出來,電話裡拭探地問我是否想去吃烤肉?我猜他這回又是被哪個“古蘭丹姆”甩了,一問,果然。
我衝著電話大喊:“絕不!我不想遊戲人生,你愛和誰烤和誰烤?”一屋子人都怪怪地望著我。
扣下電話,真是眾鬼纏身,心煩如蟻。正煩躁間,一個碩大的火球騰地就從窗邊竄上來,就聽樓下沒命地喊:
“起火了,起火了,快跑啊!”
窗外一會兒就濃煙滾滾,黑得看不清人臉,屋裡每個人都以最快的速度抓起包來一眨眼就竄到了樓下,人的求生本能真是了得。
消防車一會兒就呼嘯著到了,一時間警燈閃爍,濃煙滾滾。高壓水龍頭瘋狂地撲向火舌,圍觀的人群嚇得“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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