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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帝國主義”，無非就是想把未來的朝傀儡君主給教育成一個親日的乾兒子，就像某島的巖里正男一樣，忠心地維護日本親爸爸在自己地盤裡的利益。

只不過還是沒用，且不說這位皇太子一生都沒有登基的機會，就連身為朝鮮統監的伊藤博文字人，也在哈爾濱被朝鮮義士安重根刺殺致死，也算結了因果。

副校長繼續道，“當年我日本貧弱，久困於幕府弊政，閉關鎖國，幾落後於西方百年。而後伊藤博文以武士之姿而起革新之勢，掃滅幕府，制定西憲，大振國力，奠定我日本騰飛之基，實在是日本近代史中不可或缺之人物，譬如貴國的孫逸仙。”

端木賜輕輕瞥了副校長一眼，心中對他的評價也更具體了一些。

中日之間的關係可謂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關係之一，千年來往來不斷，而在近現代之時已成水火。一般來講如果是彼此兩國的國民之間彼此相遇，而又感覺合得來時，就不該談論歷史，否則就有談崩的危險，引得不歡而散。

這就好比法國人和德國人之間最好別談歷史是一個道理。

言辭漂亮，卻有些口無遮攔，大概是有些文青吧，也並非是什麼大問題——這就是端木賜對這位副校長的印象。

端木賜想了想，回道，“伊藤博文固然是有識之士，以一藩州武士而變維新之臣，其才、其識、其遇，皆為百年前我東方之罕有之人傑。然我國也並非無此等人物，竊以為如北洋大臣李鴻章者，似可與伊藤博文一較長短。”

副校長點點頭，“我曾讀過伊藤博文的傳記，其中他對貴國李鴻章的評價甚高啊！被其視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哪怕是評判我日本諸士大夫，伊藤博文也未曾有過此等評語。”

端木賜嘆道，“當戎馬壓境之際，為忍氣吞聲之言，旁觀者尤為酸心，況鴻章身歷其境者？後人毀謗之言甚多，均以近代之屈辱而歸咎於李鴻章一人之身，實在是有失公允。若非得益於李鴻章斡旋有力，中國早已被列強分割殆盡，國家尚且不能保有，焉有後來再造玄黃之機？”

副校長笑道，“中國人對於李鴻章的普遍看法我也略知一二，目之為奸臣，視之為罪人，負秦檜之罵名，行諸葛之大計。反倒是與其同時代的洋人和國人對他的評價頗高，幾乎等同於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不得不說，李的確是一個優秀的輔弼之臣，奈何生不逢時。”

“是啊”，端木賜微微一嘆，“如果轉變境遇，伊藤博文在中國乾的不會比李鴻章好，李鴻章在日本未必會比伊藤博文做得差！”

兩人坐在亭下，計較古今豪傑，侃侃而談，頗有些“煮酒論英雄”的意思，可惜這裡沒有酒，只有幾位聽眾。

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裡，端木賜結交的歷史名人著實不少，但他的確與李鴻章沒有過深交，但這卻並不妨礙他對李鴻章做一些公允的評價，畢竟他也是從那個風雨飄搖，神州陸沉的時代裡走過來的。

在那個民族幾乎陷於沉淪的時代裡，李鴻章有功有過，然而在這艘古老的船幾乎就要沉沒之時，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擔當船匠，讓這艘船不至**速地沉沒。“治弱國如修壞室”，李鴻章一輩子都在當這間名為大清的“壞室”的裱糊匠。

所以“裱糊匠”一死，“房子”就塌了。

這個話題對於中國人來說太過沉重，副校長是個文青不知道規避也不必怪他。在接下來的話題中，端木賜漸漸轉移話頭，把事情拉上正軌。

他們談起了行程安排問題。

說了一會之後，副校長突然說道，“過兩天我請端木先生在鄙校作個演講如何，題目自擬即可。”

很明顯，在剛剛的一番談論中，端木賜的表現已經使副校長有些折服，所以才提出了這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