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1/4 頁)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和“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的“三大主義”，歸結起來則是：“這回作戰的單純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用白話來作一切文學的工具。”252周作人如果接受這一主張，意味著將放棄與魯迅、許壽裳等自民報社聽講以來在語言方面一直堅持的復古立場。——如前所述，這一立場本有革命意味，現在情形卻不同了。以後他說：“我們這樣的復古，耗廢了不少的時間與精力，但也因此得到一個極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個教訓。”253然而周作人完成自己的“文學革命”並非一蹴而就。這年六月，他翻譯俄國梭羅古勃（Федор　Кузмич　Сологуб）254的短篇小說《未生者之愛》和一組寓言，仍然使用古文——這也是將來補充進《域外小說集》增訂本的最後內容，是他以文言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收筆之作。九月，翻譯英國作《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說》255，正文采用白話，所作附記仍為古文。著手起草的歐洲文學史講義也是古文。到了十一月，他為此前譯的《古詩今譯》作題記，才是“所寫的第一篇白話文”。——這篇題記經過魯迅修改補充，說明魯迅的立場也已轉變；雖然他自己寫第一篇白話文《狂人日記》，還要遲些。其實非但他們倆如此，《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以及繼起響應的錢玄同的《致陳獨秀》、劉半農的《我之文學改良觀》等，都是文言。《新青年》至次年一月出版第四卷第一號起，才宣佈改用白話，採取新式標點符號。

周作人完成這一轉變如此緩慢，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在他看來，問題也許並不像胡、陳所說那麼簡單——他針對《新青年》下的“沒有什麼謬，雖然也並不怎麼對”的考語，就流露出這個意思。這年七月，發生張勳復辟，周氏兄弟避居崇文門內船板衚衕的新華旅館，一週後才返寓。周作人說：“當初在紹興的時候，也曾遇見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憲帝制等，但因處在偏陬，‘天高皇帝遠’，對於政治事情關心不夠，所以似乎影響不很大，過後也就沒有什麼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無論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較近較真，影響也就要深遠得多，所以復辟一案雖然時間不長，實際的害處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給人的刺激卻大得多，這便是我在北京親身經歷的結果了。”256所受“刺激”和“影響”的結果就是：“經歷這次事變，深深感覺中國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257於是也就不僅僅滿足於“用白話來作一切文學的工具”了：“雖然表現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聯帶的應該做到的事，不過不是主要的目的罷了。”258——儘管胡適也說自己與陳獨秀“開始也曾顧到文學的內容的改革”259，究嫌過於枝節，亦過於浮泛；周作人提出“思想革命”，則是要從根本上加以解決。十年來他與魯迅一直這樣主張；現在時機到了，所考慮的也更深入，更透徹了。。　最好的txt下載網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3）

周作人與魯迅從接受“文學革命”到標舉“思想革命”，尤其是訴諸《新青年》發表，錢玄同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他當時已在北京大學任教。“錢君從八月起，開始到會館來訪問，大抵是午後四時來，吃過晚飯，談到十一二點回師大寄宿舍去。”260魯迅曾記錄他“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的話261；錢氏自己則說：“我因為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之不合理者應該打倒’，‘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是十分贊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誌，願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