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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鐵肩擔道義”是可以概括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奪”之“志”的，也是他們對國家、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意識的集中體現。這也是對自我在社會、歷史中的角色、立場的一個選擇，認定：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都自命為“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代表的，不是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會公共利益，是時代的正義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謂“鐵肩擔道義”。

錢理群：承擔，獨立，自由，創造（5）

本書在寫到被公認為“宋史泰斗”的北大歷史系教授鄧廣銘時，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羨林先生在回憶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個詞：“後死者”——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概念。這裡討論的是一個學者，特別是歷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物件的關係：不僅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更是“後死者”與“先行者”的關係。因此，先行者對後死者有“託付”，後死者對先行者有“責任”和“承擔”，後死者不僅要研究、傳播先行者的思想、功業，還負有“接著往下講，往下做”的歷史使命。在這裡，我可以向諸位坦白我的一個追求：我研究魯迅，不僅要“講魯迅”，而且要“接著魯迅往下講，往下做”（鼓掌）。這就是一種歷史的承擔意識；在我看來，這才是一個歷史學者，一個知識分子，他所從事的歷史研究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知識分子，學者，對社會、國家、民族、人類的承擔，我覺得在兩個時刻，特別顯得重要。一個是民族危難的時刻。本書寫到曾任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的史學大師陳垣老先生，在北平淪陷時期就這樣對啟功先生說：“一個民族的消亡，從民族文化開始。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的民族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另一位復旦大學的老校長馬相伯在抗戰時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輓聯中讚譽他“生死護中華”，說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對民族文化的承擔。

在社會道德失範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民族危難的時刻，所以我們的國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時刻有著警醒的意義和作用的。危難中顯本色，越是社會道德失範，知識分子就越應該承擔“精神堅守”的歷史責任，大學，也包括北京大學，就越應該發揮“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的“精神堡壘，聖地”的作用。但現實卻恰恰相反，許多令人痛心的醜聞都發生在大學校園裡。因此，那些有節操，甚至有潔癖的老一代學者，就特別令人懷想。在林庚先生九五華誕時，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那裡有一方心靈的淨土》。我這樣寫道：“無論如何，老人們仍然和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事實確實能夠給人以溫暖”，“因為這個越來越險惡，越來越令人難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這樣的人了——這樣的好人，這樣的可愛的人，這樣的有信仰的，真誠的，單純的人了”，因為“經不起各種磨難，我們心中的‘上帝’已經死了，我們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誠和單純，我們的心早就被油膩和灰塵矇蔽了”。這就是北大校園裡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義：“幸而還有他，不然，我們就太可憐，太可悲了。當我陷入浮躁，陷入沮喪，頹廢，絕望時，想起燕南園那間小屋裡那盞燈，我的心就平靜起來，有了溫馨與安寧，有了奮進的力量。是的，那裡有一方心靈的淨土。”（全場動容）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對自我生命的承擔

這本書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課，我想稱之為“最迷人的課”。

第一堂課，是西南聯大的劉文典教授開設的《文選》課。劉老先生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別開生面。有一天，他講了半小時課，就突然宣佈要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七點半繼續上課。原來那天是陰曆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