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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牆，高處被煙燻得烏黑，低處被各種過往客商的脊背蹭得鋥亮；不過來用脊背蹭牆的更多的還是本地的商人，因為在集市貿易的日子裡當地商人經常三五成群地在這裡來喝上兩壺茶；那天花板也被煙燻得烏黑；垂掛著許多玻璃墜兒的枝形燭架，也被煙燻得烏黑，當夥計熟練地晃動著茶盤（茶盤上擺著那麼多茶碗，簡直象海邊上落的海鳥似的）跑在磨得破損不堪的地板膠布上的時候，這些玻璃墜兒就晃動著，發出清脆的響聲；牆上也跟別處一樣掛滿了油畫，一張畫上畫的仙女，那乳房之大，一定是讀者從來不曾見過的。　不過，在各種歷史畫上也時常可以看到這種畸形誇張的手法，這種歷史畫不知何人、何時從何處帶到我們俄國來的；有的是一些愛好藝術的高官顯貴聽信他們的馬車伕的建議從義大利選購來的。　新來的這位先生摘下帽子，一條五顏六色的毛圍巾從脖子上摘下，——已婚者圍的這種圍巾，都是太太親手織的，而且交付使用時還要娓娓動聽地教授一番圍法；單身漢圍的，那只有上帝知道是誰給織的了，我是從來沒有圍過這種圍巾的。他把圍巾解下來後便吩咐吃午飯。於是給他端上了客店裡經常準備的各種菜餚，如青菜湯和特意為旅客留了幾個星期的酥皮小煎包，牛腦燴豌豆，油煎小灌腸配燜白菜，烤肥母雞，酸黃瓜和隨叫隨到的常備的酥甜點心。　在給他上這些熱菜和冷盤的時候，他就叫夥計（或者稱為店小二）來回答他各種無聊的問題——這家客店的東家從前是誰，現在是誰，客店錢賺多少；當問到掌櫃的是否是一個大壞蛋時，夥計照樣回答說：“噢，先生，他可是個大騙子啊。”

在文明的俄國現在也如同在文明的歐洲一樣有很多身份高貴的人在客店裡吃飯非同夥計閒談一陣不可，有時甚至還要拿他開開心。　不過這位先生可並非都問無聊的問題：他極其詳細地打聽了誰是此地的省長，誰是公證處長，誰是檢察長——總之，沒有漏掉一個重要的官員；但各個地位顯赫的地主的情況：他問得更為詳盡乃至深表關切的是有多少農奴，住處離市區多遠，連脾氣秉性怎樣以及隔多久進一趟城都問到了。　他也詳細地打聽了本地區的情況：省裡是否流行過什麼瘟疫——流行性疾病啦，致人死命的瘧疾啦，天花啦等等，極其仔細認真地問這一切，可見他決不是單純的好奇。這位先生的舉止很有派頭，聲音特別響得擰鼻子。　摸不清他是怎麼弄的，不過他的鼻子確實象喇叭一樣響。　這個看來微不足道的長處卻贏得了客店夥計的許多尊敬，於是那夥計每次聽到這種聲響都要甩一下頭髮，身子畢恭畢敬地挺一挺，低下頭，說一句：有什麼吩咐嗎？吃完飯以後，這位先生享用了一杯咖啡，便坐到沙發上，在背後塞了一個靠墊（俄國客店裡的靠墊，不是有彈性的羊毛裝在裡面，而是一種極象磚頭瓦塊樣的什麼東西）。隨後，他就打起哈欠來，於是吩咐夥計送他回房間去；回到房間倒頭便睡，一睡就是兩個小時。睡夠起來，便應客店夥計的要求，在一個紙條上寫下自己的官銜、姓名以便向有關方面申報警察局。　夥計拿著紙條一邊下樓梯，一邊一個字一個字地吃力地讀著：“六品官帕維爾。　伊萬諾維奇。　奇奇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在夥計吃力地讀紙條的時候，帕維爾。　伊萬諾維奇。　奇奇科夫已經動身到街上逛街去了。　他好象還滿意這個城市，因為他發現這城市絲毫不亞於其他省會：石造房屋上刷的黃色鮮豔奪目，是木造房子上樸素淡雅的灰色。　房屋是一層、兩層和一層半的，都有一個閣樓，省裡的建築師們認為這種閣樓是很美觀的。　有些地方的房屋好象要消失在如曠野一般寬闊的大街和無邊無際的木板院牆中間；另一些地方則鱗次櫛比的房屋擠成一堆，這裡就顯得熱鬧一些。　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被雨水沖刷得字跡模糊的招牌，隱隱約約可以看出上面畫著麵包卷兒和大皮靴，在一個招牌上畫著一條藍褲子，並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