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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書寫對這些文人而言，不再是“抄寫”，而是加入了更多心情品格的表現，加入了更多實用之外的“審美”意義。

今草——文人審美的心緒流動

王羲之正是這個歷史轉換過程裡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把漢字從實用的功能裡大量提升出“審美”的價值。王羲之的“書聖”地位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界定。

王羲之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看“萬歲通天帖”，常驚歎僅僅王氏一族在那一時代就出現了多少書法名家。王羲之真跡完全不在人間了，但是看到晚他一輩、並列“三希堂”之一王珣的“伯遠帖”，還是被一代文人創造的書法之美照到眼睛一亮。

王羲之的“蘭亭”、“何如”、“喪亂”，都以“行書”為主。“行書”像一種雍容自在的“散步”。行筆步履悠閒瀟灑，不疾不徐，平和從容。

王羲之在雍容平和中偶爾會透露出傷痛、悲悒、沉鬱，“喪亂帖”的“追惟酷甚”、“摧絕”線條轉折都像利刃，講到時代喪亂，祖墳被蹂躪，有切膚之痛。

“喪亂”裡四次重複出現的“奈何”，變“行”為“草”，把實用的漢字轉換成線條的律動，轉換成心緒的節奏，轉換成審美的符號。

“喪亂”到了最後，“臨紙感哽，不知何言”，一路下來，使哽咽哭不出來的迷失痴狂如涕淚洴濺，不再是王羲之平時中正平和的理性思維了。

王羲之時代的草書，不同於漢代為了快寫產生的“章草”，加入了大量文人審美的心緒流動，當時的草書有了新的名稱——“今草”。

“今草”不只是強調速度的快寫，“今草”把漢字線條的飛揚與頓挫變成書寫者心情的飛揚與頓挫，把視覺轉換成音樂與舞蹈的節奏姿態。

王羲之的“上虞帖”最後三行“重熙旦便西，與別不可言，不知安所在”，行氣的連貫，心事的惆悵迷茫，使漢字遠遠離開了實用功能，顛覆了文字唯一的“辨認”任務，大步邁向“審美”領域。　。　想看書來

之二 書法美學（8）

以二王為主的魏晉文人的行草書風，是漢字藝術發展出獨特美學的關鍵。有了這一時代審美方向的完成與確定，漢字藝術可以走向更大膽的美學表現，甚至可以顛覆掉文字原本“辨認”與“傳達”的功能，使書法雖然藉助於文字，卻從文字解脫，達到與繪畫、音樂、舞蹈、哲學同等的審美意義。

魏晉文人書風的“行”“草”，在陳、隋之間的智永身上做了總結。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代孫，他目前藏在日本的“真草千字文”，彷彿集結了二王書法美學，定下了一本典範性的教科書。

智永的教科書明顯在初唐發生了作用。初唐的大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都有從北碑入隋的工整嚴格。到了初唐，尤其是經過唐太宗不遺餘力對王羲之的推崇，北朝書法的緊張結構中，融合了魏晉文人的含蓄、內斂、婉轉。唐太宗，作為北朝政權的繼承者，在大一統之後，對南朝書風的愛好，從文化史來看，可能不只是他個人的偏好，而是有敏感於開創新局的視野。

魏晉文人的“行”或“草”，大多還在平和中正的範圍之內。“平正”的遵守，使筆鋒與情感都不會走向太極端的“險絕”。

初唐草書總結——孫過庭《書譜》

初唐總結草書的人物是孫過庭，他的《書譜》中有幾句耐人尋味的話——

初學分佈，但求平正。

既知平正，務追險絕。

既能險絕，復歸平正。

孫過庭說的“平正”與“險絕”是一種微妙的辯證關係，適用於所有與藝術創作有關的學習。

“平正”做得不夠，會陷入“平庸”；“險絕”做得太過，就只是“作怪”。

孫過庭說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