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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熱沃當，幾乎所有的家庭都在透過各種辦法來廢止那些法律以保護他們的財產。父母——或者至少是他們的父親——在他們的一生中會簽署許多協議來保護他們的家庭財產不受損害，或者他們中沒有得到財產的可以得到補償（有的孩子可能會臨時離開家一段時間，為的是當他們回來後可以由於自己放棄了部分家庭遺產而得到現金賠償）。然而，他們中更多的人是一直不結婚，在田裡幹活或者做家務。當個人主義逐漸普及後，要想仍然透過這一系統來保障他們的利益顯得越來越難了。

實際上，大多數人並沒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遺產。自始至終，整個19世紀中大約有2/3的人在死後沒有留下遺囑。

因此財富實際上變得更加集中。在巴黎，1820年至1825年的5年間，1％的人口占有了所有財富的30％；到了1911年，佔有社會絕大多數財富的人縮減到了總人口的；在波爾多和圖盧茲的情況與巴黎完全一樣。里爾的形勢更加嚴峻，幾乎完全變成了一個無產階級城市：在這個城市裡，8％的人口擁有1850年城市財富總量的90％，1911年竟然達到城市財富總量的92％。中產階級的確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他們的上升對於整個城市的財富分配沒有絲毫影響。這一調查結果充分證明了一個失速社會的概念：社會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制約，家庭因財產分割問題而引起的矛盾更加複雜、尖銳。

總的來說，財富的過分集中相對而言不是至關重要的。然而，獲得財產的慾望卻是越來越強烈，尤其是房屋的產權絕對不能放棄。對於中產階級來說，土地所有權是他們社會財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窮人只想得到一個棲身之所，一塊屬於他們自己的地方。亨利？伯勒（司湯達）的父母腦子裡什麼都不想，只惦記著他的“財產”。19世紀初期，在格勒諾布林的小資產階級中，錢“雖然是生活的必需品，像廁所一樣必不可少，但是他們從來不會提到錢”，錢是他們避諱的東西。然而這一“世界性的財產”在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受到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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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中期，國家財政18％的收入來自於對城市固定財產的投資，41％來自農業產品，相比之下，股票和債券只佔了。19世紀末，由於公司的興起和新銀行政策的出臺，證券業迅速發展起來。新繼承人財產投資的多樣化，使新產品的價格產生了投機性浮動。債券取代了地租。包括小資產階級在內的許多人開始普遍關注證券交易所的價格變化。貝里小城裡有一位有名望的女士，她是一位葡萄酒商的女兒，她的丈夫是個木匠但已不在人世了。她訂購了一份金融雜誌，買了一些有價證券，包括俄羅斯政府和布達佩斯城發行的證券；為女兒買了一架鋼琴。

雅克？卡普德維勒向我們展示了這種攫取的慾望是如何風靡於社會的各個階層，如何變成那些極端的投機分子的根基的。第三共和國實行的主要政策是平等權，即“公民平等地擁有財產所有權”。股票和證券的整體所有權是不連續的，可以以*的原則分割成幾個更小的單元。卡普德維勒注意到19世紀末期，人們在財產問題上取得了驚人的一致意見，甚至連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財產分配問題上也能達成一致。激進派革命家兼共和國的頂樑柱們所擁有的財產並不多，但對於他們的繼承人而言已經足夠了。1874年甘必大在歐塞爾發表的一次演說中高度讚揚了“小額財產、小型資產，所有這些微小事項的集合體就是*”。

資本主義思想慢慢成形。當它逐漸成為人們談話和在信件中交流的內容時，家庭自身的形象也發生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