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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深為懷疑。有不少人說，清代乾嘉時代考據之風大盛，與清代統治者大力倡導有關。而從事考據工作的學者們，也想透過這種工作來避免文字獄之類的災難。我個人覺得，這種邏輯非常滑稽。如果統治者真想搞文字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難道考據就能成為躲開文字獄的避風港嗎？

然而，以上兩種說法卻流行開來，而且佔了壟斷的地位，於是沸沸揚揚，波及全國，揭批判之大旗，震撻伐之天聲，考據工作好像真成了革命之大敵。一些革命者，為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一有機會，總要刺上幾槍。一直到今天，流風未息，大有談考據而色變之慨了。

我個人覺得，對考據工作既用不著大捧特捧，也用不著大張撻伐。這種工作實際上是非常平常而又非做不可的。稍微搞點科學研究工作的人，特別是搞與古代典籍有關的研究工作的，都有一種經驗：首先要積累資料，這種積累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主義告訴我們的也不外是這一層意思。但是，資料光多還不行，它還必須正確可靠，而不正確不可靠的資料卻比比皆是。如果對資料不加鑑別，一視同仁，則從不正確不可靠的資料中得出來的結論絕對不會正確可靠，這一點連小孩子都會知道的。檢驗資料可靠不可靠的手段頗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證。因此，考據工作不是可有可無，而是非有不可。在提倡假、大、空的時代中是用不著考據的。反正是“以論帶史”，或者“以論代史”。“論”已經有了，只需尋求證據加以肯定，加以闡釋，工作就算是完成了。至於資料可不可靠，那是無關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論”。如果發現資料與“論”不相符合，那就丟車保帥，把資料丟棄，或者加以歪曲，只要帥能保得住，就猗歟休哉，天下太平了。我從來不反對“論”，“論”是非常必要的；但這種“論”必須真正反映客觀規律，而這種真正反映客觀規律的“論”只能從正確可靠的資料中才能抽繹出來，考據工作正是保證資料的正確與可靠所不能缺少的。

現在還有一種反對所謂煩瑣考證的論調。我並不贊成搞煩瑣考據。但是，我必須指出一點來：搞不搞煩瑣考證，要視需要而定，不能籠統地加以否定，更不能不分青紅皂白而口誅筆伐。搞過考據工作的恐怕都有一種經驗：考據往往難免煩瑣，大而化之搞考據，是決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只要煩瑣沒有超過需要的範圍，我看是應該允許的。

總之，我只是想說：對於考據工作和所謂煩瑣考證，要平心靜氣地進行分析，既不必大聲疾呼加以提倡，也不必義形於色橫加指責。那種過分誇大考據工作作用的論調，如“發現一個字的古音，等於發現一個行星”等等，也為我所不取。

再談考證

1987年

本文收入本書時個別文字有所節略。

不久以前，我發表了一篇短文：《為考證辯誣》，目的是想為清代考證之學說幾句話，順便發洩一點對當前理論界的不滿。在文中我講到，我不同意多少年來流行的說法，說清代考證之學之興與清代統治者大興文字之獄有關。我個人認為，這種說法有點教條主義的味道，是一種形而上學，與我們幾十年來在理論方面的教條主義有關。

這引起了王武子先生不同的意見。王先生的文章對我有啟發。但是他把考證之學與文字獄聯絡在一起的傳統的說法，並不全面，不準確，仍然不足以服我。因此我再申論一下。

我在上一篇文章裡已經談過，如果清代的文人學士只是想逃避文字之獄的話，他們不一定專門從事考證之學，其他離文字較遠的學科都可以搞，甚至任何學科都不搞也可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古有明訓。考證之學決不能成為他們的避風港。有一點，我在那篇短文裡沒有點明：清代考證之學之興是由中國學術歷史的發展規律促成的，是由內因決定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