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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於杜威的影響。《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頁。

這是“夫子自道”，由此可見他畢生重視方法，在思想方面和治學方面的方法，而這方法的來源則是杜威的影響。

根據胡適的論述，杜威認為人類和個人思想的過程都要透過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固定信念階段。

第二階段，破壞和否定主觀思想的階段。這第二個階段杜威稱之為討論階段。

第三階段，是從蘇格拉底法則向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之間發展的階段。杜威用溢美之辭讚揚蘇格拉底，而對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法則頗有微辭。

第四階段，也就是後階段，是現代的歸納實證和實驗邏輯。同上書，第93—94頁。

杜威在另一本舉世聞名的著作《思維術》中，認為有系統的思想通常要透過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個困惑、疑慮的階段，導致思想者去認真思考。

第二階段，是決定這疑慮和困惑究在何處。

第三階段，為解決這些困惑和疑慮，思想者自己會去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假設，或面臨一些現成的假設的解決方法，任憑選擇。

第四階段，思想者只有在這些假設中，選擇其一作為對他的困惑和疑慮的可能解決的辦法。

第五階段，也是最後階段。思想者要求證，他把大膽選擇的假設，小心地證明出來，哪個是對他的疑慮和困惑最滿意的解決。《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頁。

我想，大家一看就能夠知道，胡適有名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來源就在這裡，是他從杜威那裡學來而加以簡化和明確化了的。

根據我個人膚淺的分析，在對外方面，在對西方的反應方面，胡適這個思想的來源還不僅限於杜威，一定還有尼采的影響在，他那“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的名言，影響了整個世界。在對內方面，胡適也受到了影響，最突出的是宋代哲學家張載。張載說：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大學？原下》）

他又說：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16）

無徵而方，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正蒙？有德》）

多少年來，我就認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個字，是胡適對思想和治學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貢獻。胡適自己在《口述自傳》中“青年期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這一節裡說：

我的治學方法似乎是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起來……我十幾歲的時候，便已有好懷疑的傾向，尤其是關於宗教方面。

下面他講到“漢學”，又說：

近三百年來學術方法上所通行的批判研究實自北宋開始，中國考古學興起的時候。古代的文物逐漸發展成歷史工具來校勘舊典籍，這便是批判的治學方法的起源。“考據學”或“考證學”於焉產生。

胡適在19歲前讀中國經書，發現了漢、宋註疏之不同，企圖自己來寫點批判性的文章。這種以批判法則治學的方法，胡適名之為“歸納法”。參見《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19頁。

在這同一節中，胡適又說：

我舉出了這些例子，也就是說明我要指出我從何處學得了這些治學方法，實在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比較妥當的方法，是我從考據學方面著手逐漸地學會了校勘學和訓詁學。由於長期鑽研中國古代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