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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所說：“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

老子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就是科學無國界，知識是屬於全人類的，應該得到學習和交流。換言之就是：國際文化交流。

中華民族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

中華民族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

老子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在這種思想體系的指引下，形成了獨特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以其海納百川的胸懷，不僅毫無保留的把自己的先進文化傳授給其他民族，而且也非常善於吸收和學習其他民族的先進文化。所以中華民族能夠在政治、文化、經濟、軍事、科技等諸多方面遙遙領先於世界。

但是，到了清朝，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中國進入了自我封閉、夜郎自大的時代。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個名叫馬葛爾尼的英國派使者代表英國女王到中國來，要求通商、互派使者。然而當馬葛爾尼面對乾隆時，乾隆皇帝要求他行三拜九叩首的大禮，而馬葛爾尼卻堅持英國的禮儀要單腿下跪。乾隆皇帝竟因此拒絕與他談判。中國完全斷絕了國際文化交流的一切渠道。

牛頓生活的年代相當於明亡之前一年到清雍正5年，《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發表的時間相當於康熙25年。從牛頓《原理》發表的1687年到1840年的150餘年間，牛頓物理學和天文學知識幾乎沒有介紹到中國。《原理》一書的基本內容直到鴉片戰爭之後才在中國傳播。

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開普勒的橢圓軌道、牛頓的萬有引力三者相繼傳入中國，它們和中國人認為的“天動地靜”、“天圓地方”的傳統有天壤之別。這就不能不引起中國人的巨大反響。牛頓學說在中國的傳播決不只是影響了學術界，喚醒了人們對於科學真理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也為中國資產階級改革派發起的戊戌變法（1898年）提供了一種輿論準備。這個運動的主將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人，都無例外地從牛頓學說中尋找維新變法的根據，尤其是牛頓在科學上革故圖新的精神鼓舞了清代一切希望變革社會的有志之士。

曾有西方哲人就思想文化交流的意義打過一個十分淺顯的比方：假如你有一個蘋果，我也有一個蘋果，交換之後，每人手裡仍然只有一個蘋果。如果你有一個思想，我也有一個思想，交流之後，每人都有了兩個思想。從某種意上說，人類文明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思想不斷進化和交流的過程。

近代以來的思想先驅者們都十分強調學習西方，使我國走上富強之路。魏源在鴉片戰爭失敗後，面對強大的入侵者，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海國圖志》）。容閎作為最早派出的留學生，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時大呼：“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富強之境”（《西學東漸記》）。學貫中西的梁啟超倡導“新民”說，認為西方進步文化輸入愈多，人文愈開，進化愈速。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1878年出國之後，眼界大開，“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