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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上海青年明白他和窗外世界的微妙衝突。

一切由來已久，開始於他的Chu女讀，開始於他的心靈中定期地會浮現起福瑪·高爾傑耶夫、在十一月份由華沙趕往彼得堡的梅思金公爵以及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的新人們等等身影之時……他挑選了《阿提拉》，試圖在歷史的迷煙、往事的迷宮中，把握更高、更內在的存在。但這不是說，青年與他所面對的窗外世界完全地格格不入。在它日夜響徹的喧囂聲中，在它所提供的楊子榮、郭建光、李玉和等等的造型中，他都傾聽到了一種英雄主義的回聲，他是一個英雄崇拜者。當然，他沒有意料歷史會在未來的時刻將一個非英雄時代推到他的面前，他會面對這麼一股洶湧的情感激流，這激流也許還沒有真正地吞噬盡他內心中的東西，卻也毫無疑問地吞沒了他整個的身子。

《普利策，我還能夢想什麼》。

《被敲打的靈魂》。

那一刻，青年閱讀。他傾聽著阿提拉的馬蹄聲、阿提拉軍團的金戈相交聲，他感受著歐洲在征服者的刀劍下默不作聲，感受著十個世紀之前歐羅巴民族的那份恐懼。

極其突兀地，喇叭聲充塞著這個空間，是沉重、壓抑、悲痛的聲音：《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在已經過去的1976年的那些日子裡，伴隨著這種聲響，總會喚起他內心中一番坍陷般的感覺。他意識到不妙，並無比緊張。

果然。那個沙啞、沉重的男中音宣佈了一個事實——它在那片刻是如此的不可思議——毛澤東離開了他的人民和他的土地。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點。

中國傳統的中秋節。

青年聽到一聲類似獸性的喊叫，一箇中年男子在他前面猛地站起，跌跌沖沖地奔向門外。左側兩個中年女子先是肩膀劇烈地抽動，隨後掩面而泣，又嚎啕起來。他面前的那堆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畫板原來好好的疊在一塊，這時突然毫無來由地“嘩啦啦”地倒向地面……

青年沒有抽搐沒有嚎淘沒有慟哭，他只有一種貫穿肺腑的震驚，這種震驚後來持久地在他內心深處轟鳴，在他夢魘中激盪。　那刻，青年只有一種強烈願望，那就是走。走，走，走，走進大街，走進人群，走進千萬顆為了不同原因而顫抖的心中，他渴望捕捉、感受窗外世界的激越的律動。如同八個月前，在寒風凜冽的淮海路上，他和人們一起恐懼地肅立在商店的收音機前，聽憑一個同樣悲愴的聲音敲打自己的臉龐……周恩來，周恩來，周恩來。而那刻則是毛澤東，毛澤東，毛澤東。

青年走出圖書館，來到大街上，天色灰白，房屋蕭殺，一切彷彿都已改變，都因為一個人的消亡而與前迥然有異，但唯獨一樣東西沒變：孩子們。

在合肥路、重慶路相交的地方，青年目睹兩個男孩正叉開自己的小腿，向空中撒出一線尿。尿線在虛空中交叉而過，劃出一個小小的孤度。孩子們微笑地表現著自己的力量，在遊戲中嘗試著他們最初的男子氣和最初的征服力。

在重慶南路、合肥路交界處，那是1976年9月9日下午四點二十五分，當上海和上海以外更廣袤的土地都不約而同地感受到了毛澤東去世後的那瞬間空白，唯獨孩子們在做著遊戲。

遊戲的孩子們。

孩子們。

遊戲。

隨後時間過去了十五年，是1991年10月23日二十點。

這個上海青年已逐漸逼近了準中年，這天他以城市目擊者的身份來到上海錦滄文華大酒店。

在大堂沙發上，準中年目睹十來個年輕人坐著，他們全都身著砂洗寬鬆茄克衫、飄飄欲仙的十八襉太子褲、老人頭或仿老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