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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繼續忠實於其普遍性的傾向，他們就應該學會向自己質疑，這是這個不安的良心必須去做的。換句話說，他們必須尋求一種新的同群眾在一起的方式，拋棄他們可能得到的無論什麼特殊權力，像群眾中的一員那樣獲得同等程度的主權，而一點也不多。

但這樣一來，有人會質疑說，既然他已經與群眾結為一體，那是什麼使他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呢？實際上薩特認為，在一個可以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將不再有知識分子，因為原有的矛盾不再存在。因此，對這一點有所理解的知識分子中有些人是同群眾在一起的；他們跟其他群眾唯一的區別是，在情況需要的時候，他們能夠向群眾提供這種具體的普遍，那種由於他們的研究而朝向普遍性的傾向。現在的知識分子仍有可能為群眾服務，向他們提供需要的東西，因為知識分子具有這樣的東西。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們就成了新知識分子。新知識分子的首要原則是知識分子的一體化：例如他去工廠工作，變成工人中的一員，以便讓那種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實現。

薩特承認自己是一個古典知識分子，特別在1968年5月以前；而在這之後，他有了較大變化，努力向新知識分子方面轉變。在5月風暴期間他對學生運動的支援本身就是邁向新知識分子的一步。自那以來，他儘可能地投身於群眾之中，參加各種實際政治活動。1968年秋，他開始從事《鬥爭關係》的編輯工作，這是一份在各行動委員會之間流傳的公報。而後來他出任《人民事業報》主編，這份報紙是面向人民群眾的，由工人直接或間接寫東西，反映1970年以來法國工人階級堅持鬥爭的情況。

在1970年，薩特…還協助一些人成立“紅色援助”組織，它是一個為反對政府鎮壓而鬥爭的組織，其宣言主要由薩特執筆，說明了它的宗旨：“紅色援助是一個民主的、合法公開的和獨立的社團，它的根本目的是為被鎮壓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護。為他們及其親屬提供物質的和道義的援助，這個援助的大門向每一個人敞開。人民如果不組織起來，不團結一致，…他們的正義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證的。紅色援助產生於人民，並幫助他們去進行鬥爭。”（《永別的儀式》）

他還來到一個工廠，拿著一個傳聲筒，站在一個桶上，向工人群眾講話：“我想到街上來，因為我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我認為，在知識分子和人民之間的親密關係在19世紀就已存在，雖然並非總是如此，但在那一時期產生了非常好的結果。今天我們應該嘗試再次創造這種親密關係。50年前，人民和知識分子分裂開來；現在，我們必須填補這一裂縫，而讓他們回到一起來。這並非說，知識分子可以給人民勸告，或告訴他們去幹什麼，而是相反，去幫助群眾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因此我對你們說：我們再次彼此發現，就像黑夜追隨著白天一樣確實。”（《薩特自述》）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作家最後的輝煌：知識分子（2）

1970年2月，赫寧…利埃塔爾煤礦有16名礦工因瓦斯爆炸而死，許多人受傷。12月，薩特主持了由“紅色援助”組織的一個人民法庭對這一事件的審判。他在控詞中說：“我們必須嘗試決定的是，這一大災難是應該歸之於‘命運’，就像煤炭公司的報告中用‘事故’一詞所暗示的那樣，或者它是一次謀殺。如果您喜歡稱‘礦井瓦斯’和‘矽肺病’為命運決定的事物，那您當然可以說這是命運，但如果這樣，那麼一些人成為犧牲品，是因為另一些人剝削他們，為了生產率不僅犧牲他們的健康，而且要犧牲他們的生命，這也就是命運。在安全和利潤之間，應該作出一種選擇。而在每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這個選擇早就作出：最大限度的利潤，因此沒有安全。事故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而它發生的地方都有礦井瓦斯，缺乏安全裝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