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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在朱涇為節省車費可以嚇人一下，先不動聲色要輛車，在路上把朱涇有什麼路一一道來，最好和你祖宗扯上些什麼關係，以示對朱涇鎮的熟悉，彷彿把你扔在下水道里你都有本事從自家抽水馬桶裡爬出來。車伕一聽以為是老朱涇，不敢貿然動刀，屆時給他一塊錢，他也大多會無話可說。而在松江沒有特殊情況，不會二價，5元，少一分不行，多一分隨便。亭林則是個因人而異的地方，碰上個好車伕，給他一塊錢，他能拉你去追探索者號科學衛星；碰上個壞的，摸一摸他的車都要5元。

梁實秋說三輪車裡可以看出人性的殘忍，乍一聽像有那麼回事，其實不然，因為殘忍首先要建立在強迫上面，而車伕從不會用刀架著你脖子命你坐車，你也不會用槍抵著車伕逼他減價，況且乘三輪車不比吃飯大便那樣非執行不可，你大可不乘，畢竟路漫漫總有走完的時候。這種純粹是一個願坐一個願拉，反可以看出乘客的懶惰和虛榮，甚至還可以看出一個地方的三輪車和一個地方的人有許多共性。

韓寒五年文集

讀《人的末日》（1）

《人的末日》是《論死亡》的精華本，恩萊特教授在茫茫書海里辛苦地找死，最後將找到的死彙編成一本30多萬字的書，上海文化出版社在這30萬個字中找好的死，刪編成“五角叢書”的《人的末日》。這本書在學校圖書館角落裡，從登記表上可以看出未有人借過，但封面卻很皺——這很好解釋，題目太吸引人了。其實，這本小冊子細細讀讀，還能給人許多死之內或死之外的啟迪。

書的前言中，譯者將人類談論死亡和談論性相比，並得出兩者一致的結論。其實不然，“食色性也”並不是“死色性也”。人在談論性時往往嘴上禁忌心裡嚮往，而從來不見有人嚮往地談論死。西方文人歷來比較開放——其實不是開放只是正常罷了——兩樣都不諱忌。所以小冊子裡盡是些什麼“約翰”、什麼“斯”，中國的只見到一個沈從文，外加一個“譯”字，使人難辨究竟是沈從文譯別人還是別人譯沈從文。總的感覺，中國文人太可憐。其實，我覺得如此浩大的中國不會缺少論死的東西，除了恩萊特對中國文學、哲學總體的不瞭解外，還包括中國文人向來覺得“死”這東西不登大雅之堂，偶爾寫一些也彷彿少女的日記，只待夜深人靜時自己品讀，並“有理，有理”地叫。

我看到的一些中國論死的東西只有祭文。沈君烈的《祭震女文》，感人至深，但贅筆過多，像什麼“她的母親薄氏，又催促我寫一篇祭文”之類，彷彿在炫耀死者之母向他約稿。歸有光的祭文好多了，但看來看去終究像在看小說。不過比起中國文學史上的“四大祭文”來簡約多了，因為那些祭文像大說，只是多加了幾個“籲”、“嗚呼痛哉”的感嘆和“誰知鬼神，虐我太酷”的感嘆，好在那時西洋文化傳通受阻，要不則成“虐我太cool”，真是“嗚呼”幾下了。

再逐條讀這本書，發現更有精彩的。首先，要知道人們津津樂道的“死神”是個什麼東西。在英文中，死神和上帝同享英文“he”，說明都是男性。在《死亡心理學》裡有一段話：“死神十分尖刻，幾乎不可能有人比其更精明，儘管你寧願避開，可其身上有種東西迫使你逼近，你喜歡，但你又害怕。”讀過以後，我大為吃驚，以為死神就是一些上海女人。但一本名氣更大的霍班的《克萊因蔡特》使我確信死神是個男人——“死神坐在床下，一邊剔手指，一邊自言自語，並說‘我從沒有這麼剔淨過手指，這真是個骯髒的差事……’”這說明死神的骯髒比起許多男人來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男人再髒也是在床上剔指甲的，而死神在床下。

知道了死神，還要了解地獄。雪萊曾把地獄描繪成是倫敦，“人們紛紛墮落”，髒亂狹小不堪。而雪萊顯然悲觀了，相反地，英國頹廢主義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