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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未報劣行，寬縱之咎，已屬難辭。

乾隆初政，皇上“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窮而無告，故復定冬留春送之例”，嚴格實行了因災流民的留養資送制度。“但意美而法未良”，蓋從來勘災，尚多匿飾，外來流民，無從核辨，惟有尊例資送而已；送回本籍不必核辨，惟有尊例補賑而已。定例：賑銀月給錢二分，資送者日給錢二十，兩相比較其利孰倍？於是遊惰之民明知村落無災難以入賑，不如預行外出，以求資送，又藉資送文書以罔本籍，兩相偽冒。＇8＇

所為乃是“愛民”，而突然發現，一旦如此，“民”還有那麼“可愛”嗎？

這一切似乎都可以另作解釋，也可以說他本是一個純樸的青年，經歷了這樣那樣一番思想的轉變，這才把心腸硬了起來。

乾隆十三年遂發生更大規模的鬧糧事件，和更嚴厲的鎮壓。事情這回又是發生在江蘇。

與以前鬧糧事件不同，蘇州是一個擁有上百萬人口的工商業重鎮，又是通往浙江的交通孔道，每年需要大量的糧食輸入。這一年因連續受災，糧價猛漲，＇9＇官府雖減價平糶，市價未能即平。四月十四日，蘇州民人顧堯年自縛雙臂，插竹粘紙，上寫“無錢買米，窮民難過”等語，前赴巡撫衙門喊訴，欲求勒令米鋪減價出售，從者甚眾。巡撫安寧將其發往長洲縣訊究，民人葉龍等聚眾齊赴縣堂籲請釋放，混亂中將縣堂暖閣打毀，並將顧堯年搶走。隨後群眾擁向巡撫行轅，將柵欄擠倒。營兵即刻出動，拿獲鬧事者三十八人。

得到訊息後，皇上命將顧堯年聚眾一案主犯及首犯立即杖斃，以儆刁徒，五月丁酉，諭：近年各省屢有聚眾抗官之案，幾至效尤成習。而吳中民情素屬澆漓浮動，即如米價騰貴，地方官既為之勸諭，籌劃平糶，而匪犯顧堯年仍復挺身而出，藉端挾制，豈非光棍之尤？若不嚴行懲創，何以示警！並擬議在蘇州添設八旗駐防（未果）。

顧堯年杖斃後，街巷出現匿名揭帖，內有立斃二十一人之語。隨即青浦縣罷市首犯二人也被斃於杖下。如此法外行刑，頗滋謗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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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隆十六年閏五月戊辰諭：民間物價。本自不齊。祇可隨時調劑。不能概繩以官法。即如人生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項。今謂意在恤民。而欲官為立制。務使市價損之又損。閭閻皆得賤食。意則美矣。欲其行之於事。能乎不能乎？

＇2＇　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合編《康雍干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中華書局，北京，1979）一書所示。

＇3＇　《嘯亭雜錄》卷7《徐中丞》。

＇4＇　對於此類事件，以前則往往責之於官，並不治罪於民，如乾隆九年五月，直隸總督高斌參奏灤州知州李鍾俾不能體察民情，及時出借口糧，致有刁民羅天才等乘機糾眾，搶割麥田，強借糧食等事。即將其掣回，並未究治“刁民”之罪。

＇5＇　雍正十三年十月諭。

＇6＇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甲辰諭。

＇7＇　乾隆十三年五月己丑。

＇8＇　袁枚：“上兩江制府請停資送流民書”，《袁枚全集》2，頁240。

＇9＇　據美國學者李明珠研究，乾隆十三年（1748）出現了糧價的南北“異常”，對此也許能試著作出一個解釋：這一年江南糧價的特別上漲，只是一個“個別現象”，它原因於區域性的災害，一方面，它是“真實”的，並足以造成當地價格的異漲，一方面，它又不夠“大”，不能引起其他地方（如華北，如廣東）的“連鎖反應”（與李明珠教授的討論及來往信件，2005年）。

＇10＇　《永憲錄續編》：乾隆十三年，江南米價昂貴，蘇耆籲請平價，觸安寧怒，立拘三十八人，多斃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