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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策劃公司100萬以下的單不接，1998年後，他更是大言不慚的說300萬以下的單不接。鑑於此，難道是葉茂中真不想接幾十萬或者一兩百萬的單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葉茂中不過是借設立門檻來提升公司形象製造輿論影響，從而贏得更多的大客戶罷了。沒有人會去調查1998年之後葉茂中的公司真如他所說300萬以下的單不接，一旦上升到有同行想要去調查他公司的業務狀況了，這恰恰說明他的公司已經做得非常之好了。而一個公司的業務狀況一般屬於商業機密，是不會隨便對外透露的，即使是偶有洩密，葉茂中完全可以就用一句“是給朋友幫忙，不掙錢的”矇混過關敷衍了事。

作為適當抬高自己身價的好處，我是深有體會的：

我透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從一寫文案的毛頭小子逐步爬到公司策劃總監的位置後不久，有一次我去一集團公司談他們公司的企業形象設計（CIS）專案，該公司的董事長雖然表面上對我很客氣，可是我分明讀出了一絲他對這我這“乳臭未乾”小子能力和水平將信將疑的況味。

我知道這樣僵持下去，等到接待時間一過，也就意味著這個至少一百萬的業務即將泡湯了。我必須當機立斷給這個董事長一劑強心針。

於是，我立馬讓助理開啟手提電腦，給這個董事長演示我們公司一些大客戶的名單和專案。由於在我們公司曾經運作過的大客戶當中，很有幾個的實力是遠在他們公司之上的，眼見該董事長開始有些心動了，這時候，我又不失時機的從電腦裡調出我和“世界百位設計大師”中第一位華人靳埭強先生、臺灣設計界泰斗林磐聳先生、“中國CI旗手”賀懋華先生等中國第一流CI專家的合影，並就他們做過的一些著名案例進行了簡單的介紹和評價，好像這些案子都是我主持的一般。其實，我與這幾位大師級別的CI專家真正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不足一月，幾個比較大的案子我最多算是“參與”而非“主持”，不過，由於我這些特殊的工作經歷，再加之該董事長曾經又聽過賀懋華老師精彩的演講，甚是欽佩，他似乎覺得我年紀輕輕就和這些大師們共同作業打成一片，一定是有些真才實學的。

於是，該董事長把開始準備接待我的十分鐘延長到半小時，最後，他在董事會上力挺我們公司接手這一專案。事實上，我們後來的合作非常愉快，我們整個的CIS企業形象設計品牌策劃也完成得非常出色。

如果我當時沒有適時抬出賀懋華老師等三塊金字招牌來襯托自己的權威渲染自己的造詣，任憑我當時是怎樣的巧舌如簧天花亂墜，要想接下這個專案勢必要大費一番周折，由此可見利用權威的人與事抬高自身的莫大好處。

再如我後來“狀告足協”的系列營銷事件之所以能取得超乎想象的成功，除了我掌握了2004年中國足球一個最重要的趨勢（足球環境跌入歷史的最低谷，全國球迷難以表達其恨鐵不成鋼情緒）之外，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賦予了這一事件“中國第一”的特殊意義。張一一先生到底是否“中國第一個狀告足協的球迷”姑且不論，只有拼命標榜自己“中國第一”的美麗身份，才能產生儘可能大的新聞價值。試想，中國可是有十三億人口啊，拿個第一多不容易啊（除了梵蒂岡那樣的小國沒有成就感之外），這樣的事情不報道報道什麼呢，於是全國媒體一窩蜂的跟著我的節奏炒作“中國球迷第一次狀告足協”事件，張一一先生一個人躲在角落沒事偷著樂，好不愜意。

多接近已經取得成功的人士，儘量向行業的第一名看齊和靠攏，這樣往往能對我們努力的方向有一個正確的引導，對我們的品牌形象也有一個較大的提升。

我的“中國第一個對校園愛情和中國足球說‘不’的長篇小說《不》出版之後，我採取的也是這樣的策略，非常自負的拿它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