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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最重要的人性問題。它沒有資格干預或解答任何一項有關我們最基本的人性或人道問題。其實，無論你住在哪一種政治制度的國家裡（窮或者富），一旦碰到像是“生命的意義為何？”“為什麼我們早晨要起床？”這類問題 ，政治都不能提供任何答案。 這一看法恰是自由主義的：無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消除個人的道德困惑，生命意義問題“我們永遠得不到答案”。以為可以透過政治制度設計從根本上解決人的道德困惑，讓人類最終走進一個馬克思設想的道德和諧的社會，不僅是一個神龍怪獸般的幻覺，如果道德和諧的設計變成一種政治制度的自然法，還會成為專制的正當性基礎。因此，政治的自由主義還是政治的社會主義或社群主義，不是一個無所謂的問題。但是，支援政治自由主義的理由並不可以用來支援倫理的自由主義。以為自由主義只有政治學，沒有一種自由主義的倫理學，恐怕搞錯了。 基斯洛夫斯基看到，在自由主義社會中，人的道德處境更為孤絕。 這種看法在某種意義上是恰當的，因為，自由主義社會在倫理體質上與社會主義社會根本不同，它沒有國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階級道德一類的或虛構、或強制的全民道德。個人的道德承負及其軟弱無力在自由主義社會生活中更充分地顯露出來，所謂自由主義倫理，首先是對個人的道德承負力的脆弱的體認。 基斯洛夫斯基的敘事觸角超逾了兩種社會制度的正當性論爭，用對個體命運忠心耿耿的目光深情地注視現代社會中破損的個人道德感覺。基斯洛夫斯基的敘事思想緊緊盯著不放的個體生命的偶在與道德的關係問題，乃是現代性的基本問題。在自由主義社會，個人的道德狀況是怎樣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透過個體性的道德困境來探討自由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倫理負擔。自由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是自由、平等、博愛，《藍、白、紅》三部曲要探討這些價值理念的私人含義。任何價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會制度中的大理念也體現為具體的個體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倫理大理念的味道，最恰切的辦法是體味在這個生活制度中生活的個人眼裡噙著的淚水。 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的現代功能如何？——讓我們針對人性化、隱私及個人的層面，而非哲學、更非政治學或社會學的層面來討論。西方世界已將這三種觀念在政治及社會層面上付諸實行，但它們對個人層面來說，又是完全不同的論題。 《紅》提出的是一個康德式的問題：愛怎麼可能？ 時裝模特兒瓦倫婷生得光彩照人；無論她穿什麼時裝；都令人沉浸在溫暖的紅暉中；像這個令人心寒而又誘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護人。一天傍晚；她開車回住處時意外撞傷一隻狗，憐惜感驅使她帶著傷狗尋找主人。 狗的主人是位獨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動不動就怒氣衝衝，整天在家監聽鄰居（一位富商）的婚外情電話。瓦倫婷勸說退休法官不要幹這種不法行為，不要對別人的隱私那麼好奇，退休法官卻問她體味過愛的暈眩和噁心沒有。 四十年前，老法官還是一個法律系學生，即將畢業，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一天，他偶然看到自己的未婚妻“雙腿張開，其間夾著一個男人”。他離開了她，一直把愛鎖在心底，讓它噬嚼自己的身體。 瓦倫婷住處對街，碰巧也住著一位名叫奧古斯特的法律系應屆畢業生。瓦倫婷不認識他，只是經常從窗戶看見他匆匆忙忙進出大門。奧古斯特像在重複老法官的命運，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雙腿張開，其間夾著一個男人”。 瓦倫婷綠茵似的心性氣質顯得天使般的純粹，亮麗的身姿出現在時裝舞臺上，把喧豗、陰森的周遭世界照得有如神話中的綠色深淵。 “這份美是純的嗎？抑或永遠都有些缺陷？”基斯洛夫斯基問。 老法官和奧古斯特的未婚妻是純美破損的象徵，純美破損不意味著變成了邪惡或不道德，而只意味著生命的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