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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各族共和，並使的人民富裕，則永遠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宋彪當即罵道：“扯淡，你當總統就幹這種事嗎？將國家的疆域安全都寄託在你的一廂情願之上嗎？政治家和軍人一樣，永遠都要將最壞的情況考慮進去。選擇最為穩妥的路。如果真像你說的這樣，愛爾蘭為什麼要求獨立？挪威為什麼要求從丹麥聯政中獨立，芬蘭為什麼也要獨立？政治家第一大忌諱就是幼稚和想當然，中國的歷史很漫長，一個政客的幼稚導致國家分裂和衰落，以至於成為民族罪人的例子屢見不鮮。美國是美國，中國是中國。情況截然不同。我以為中國現在優先要學德國，一切看德國如何做，我們就如何做。這是最保險也最簡單的策略。如果德國倒在前面，我們還可以另外換一個學習參照的目標，如果德國繼續繁榮。我們也必當繁榮。”

他說的話很難聽，但他一貫就是如此直接的人，即便他還是很佩服孫逸仙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和長期以來的堅持，但是，人非聖賢，誰都有錯，如此大的錯誤就肯定要罵。

孫逸仙很尷尬，也不滿，而且覺得宋彪這番話是狡辯，只是他又無法反駁。

宋彪則轉而補充道：“孫先生。我一貫是個有話直說的人，所以請原諒我的無禮和輕狂。在這裡，我有必要說一些不那麼客氣的話，如果我說的不對，希望你也別介意。在我看來。你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現在如此，未來也將會如此，但你並不是一個熟練的政客，你說的很多道理是對的，正如我們在國外考察學習的結論一樣。都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可你還缺乏治理一個國家的經驗，特別是中國如此複雜的國家，中國總理比美國總統要難當幾十倍。一個不作為的美國總統只能算是平庸的總統，而一個不作為的中國總理簡直就是民族的罪人，因為中國人所面臨的困難和危險是非常巨大的。我們是一個擁有四億三千萬人口的國家，而我們的耕地總面積還不如美國，美國則只有七千萬人口。人口總是會不斷的繼續增長下去，五十年後，當我們有十億人口時，我們至少有3億人口是無法養活的。愛爾蘭有一千萬人口，大饑荒發生之後有三百萬人逃往美國，五十年後，當我們遭遇大饑荒，三億人口要逃往國外，請問國外哪個國家能容納這麼多人，他們又是否願意接納？如果你是那時的中國總理，或者如你所願的中國總統，你怎麼辦？讓三億人坐在國內活活餓死嗎？我剛從四川回來，心情異常沉重，四川有四千八百萬人口，相當於5/8的美國人口，8300萬畝的耕地卻僅相當於美國耕地總面積的5％，這麼少的耕地，這麼多的人口，人均耕地僅為1。72畝，我不知道你要是做了總統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如何面對這樣的困難，以及如何考慮‘五十年後之四川’這樣的問題，我只知道身為你們同盟會不承認的皇帝，我在四川的一週，幾乎每天都是在一種夜不能寐的狀況中，心驚膽戰，如履薄冰。”

說到此處，宋彪並不打算放過這位理想家，繼續評說道：“廣東的情況應該也不比四川好到哪裡去，山西的情況只會更糟糕，河南、福建、陝西、山東、河北都是一樣的問題。人命關天，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僅僅是要搞民主、搞自由，身為政府，能否將人口都養活，能否讓中國人生活的有尊嚴都是一個棘手的事情。所以我說你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政客，你根本不理解中國之困難，即便你說你瞭解，你也不能理解這些問題背後所隱藏著的各種危機。同樣的，我也不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人，而我能做的就是找到能解決這些問題的人，委任他們組建內閣政府去治理國家，而我要做的則是幫政府處理掉各地的分裂，避免國內的軍事危機，統一各地的軍事力量，團結一致對外。我之所以要當皇帝，正因為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中，想當皇帝的人太多，即便不當皇帝，他也想當土皇帝，但只要我當了皇帝，在我生前，沒有另外一箇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