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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整體上是歡迎外商投資和外國資本湧入的，不管是英資、美資、法資，還是日資、俄資，只要願意遵守中國的相關法律，那就可以在華自由投資。

在《中日停戰條約》簽署之後，中國在19、20世紀第一次作為戰勝國取締了外國特權，在國內，宋彪身為皇帝的聲望自然高漲。

利用這樣的一個有利機會，國會內部的帝黨派議員乘機調整臨時憲法草案中的部分條款。在1911年7月1日正式透過了《中華帝國第一憲法》，《第一憲法》的條款是非常有利於皇帝的。不僅正式的在法理上承認了皇帝對軍事的最高統治權和指揮權，同時繼續授予皇檔政權。…；

訓政權是很厲害的一個東西。有了這個權利，皇帝隨時可以解散國會，罷免政府內閣，在戰爭、動亂、分裂等特殊局勢中，皇帝還有權依據訓政權重新組建臨時內閣。

除此之外，中央內閣政府中的軍事和情報機構也歸屬皇帝直接訓政。並且擁有任命中央法院最高官的權利。

簡而言之，在20世紀前十年的各個君主立憲制帝國中，俄國沙皇擁有的實權是最高的，中國皇帝緊隨其次。第三是德皇，而日本天皇實際上並無真正的權利，只是地位無比崇高，並且擁有整個國民和軍人階層的集體狂熱效忠。

和沙皇的差別在於，沙俄杜馬的國會議員都是沙皇任命的貴族階層，而宋彪身為中華帝國皇帝只擁有不足國會議員總數1/3的直接任命權，即在每個省平均“推選”兩位國會議員的基礎上，帝國皇帝則有權按省再“選任”一名國會議員，在中央，帝國皇帝有權決定5名資深議員、7名陸軍議員、3名海軍議員。

只是和德皇相比。中華帝國皇帝的實權肯定還是要更大的多。

《帝國第一憲法》在國會正式投票透過後，宋彪也確定在7月15日正式登基稱帝，在此之前，他開始搬遷到紫禁城內部居住。

宋彪的計劃是在北京南側的房山縣、大興縣建立新的京都區，作為中央政府、軍事、情報機關和其他全國性社會機構的總駐地，而北京則是名義上的首都，並不實際承擔太多的政治任務。

只是臨時也搬不過去，建立新京都是要花錢的，而中央政府已經欠了一屁股的債務。雖然建設皇宮的經費可以由宋彪自己支付，但那也需要六七年的時間才能初步建成。

通州肯定不適合中央政府和皇庭長期暫駐，正好這段時間裡，京師內部已經肅清完畢，宋彪最終決定將中南海作為皇庭的長駐地，他和家庭住在原先的攝政王府，在中海地區辦理公務。

因為他堅決不想遷入紫禁城，唐紹儀絞盡腦汁，將原有的攝政王府的圍牆擴建，將紫光閣和時應宮劃入皇庭，繼續拆了慶王府擴建，將紫光閣擴建出東西兩閣，時應宮擴建為宣政園，原先還未完工的攝政王府也繼續建完，改稱西庭，新擴建和新建的紫光閣、宣政園、裕豐園則統稱為東庭。

紫光閣擴建之後歸屬內廷總署的集中辦公區，以及較為正式的接待外賓之處，宣政園是宋彪日常辦公的地方，裕豐園則是緊鄰中海的景觀花園。

在7月15日正式登基之前的一個月，宋彪舉家遷入中海西庭居住，中央內閣政府早在年初就已經搬遷到南海和周邊辦公，國會在玉淵潭臨時開會，一切都已經準備就緒，只等正式登基，

內廷總署的第一任內廷總長是袁金鎧，內廷侍衛總長是張富田，內廷總禮官是章炳麟。

該準備的工作都已經準備好了，外相歐陽賡回來之後，同各國公使交涉後，再經宋彪同意，就提前安排主要的幾個大國公使提前正式覲見皇帝。

在具體的排序上，因為俄國派遣米哈伊爾大公親自抵達北京祝賀宋彪登基，自然是無可非議的排在第一位，德國外交大臣沃恩。哈道寧排在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