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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是人類歷史極度動盪和新舊交替的偉大時代：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二十三年，在中國經過戊戌變法，改良主義失敗了；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清政府逃往西安，人民組織義和團進行抵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孫中山失敗了，袁世凱稱帝；列強瓜分小國，繼以帝國主義為背景的各派軍閥割帥據稱雄，連年不斷地進行軍閥戰爭，一夕數驚，不可終日；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社會迅速破產，不少自耕農失去土地和生活依據，投軍閥部隊當炮灰，我也是其中之一；偉大的“五四”運動和共產黨的誕生，為人民帶來了希進；帝國主義大戰導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鼓舞了一切被壓迫人民，這一切無不是壓迫與反抗，進步與倒退的階級鬥爭，而進步總足戰勝倒退，戰勝反動。

我從出生到一九二一年已滿二十三週歲，經過極端貧苦的生活，由牧童、童工、堤工到當兵，體會了工農兵一些實際生活，建立了一些樸素的階級感情。入伍當兵後，接受了辛亥革命前輩軍人的一些傳說。保定青年軍官來部隊充當見習官、排長、連長，他們來時朝氣蓬勃，講解鴉片戰爭以後的國恥，編寫不少軍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有時他們也講得痛哭流涕。他們隨著地位的提高，逐步貪汙腐化，什麼愛國、愛民完全置於腦後，如何升官發財，卻成為他們一切閒談的話題。可是他們的腐朽反動，阻礙不了歷史向前發展，歷史總是後浪推前浪，後人超前人，繼續不已地前進著。

我在這段時間，也交了一些來營當兵的知識青年（主要是中學生），他們來時也是滿口愛國主義，如何發奮圖強，廉潔奉公，逐漸發現他們多數是帶著升官圖來當兵的。我交了二十個左右的知識青年朋友，最後剩了黃公略、李燦。他倆加入了光榮的共產黨，當了紅軍三軍軍長和八軍軍長，為中國人民事業獻出了他們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們是貧苦農民和失業的手藝工人，老實純真，容易接受打富濟貧，滅財主、滅洋人的思想。到一九二一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貧會，有的在北伐戰爭中犧牲了，有的以後加入了共產黨，在紅軍中犧牲了。這批人沒有一個叛變的。

我出生於人類歷史飛躍的時代，而落後於這個偉大時代。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了，我還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不懂得社會發展的科學規律，不懂得用階級觀點分析問題，不懂得革命是組織人民群眾自覺的行動。我在當兵時是一種打抱不平的英雄主義思想，殺歐盛欽是這種思想的突出表現。救貧會章程的四條原則，是當兵六年的思想總結，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也是非常慚愧的，對滅財主和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的關係是模糊的。我在當時還不懂得地租、高利貸和資本剝削在性質上的相同和區別。至於耕者有其田，孫中山一九○五年在檀香山同盟會就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以後又提出實行“耕者有其田”。四條原則對滅洋人和打倒帝國主義的關係也是相當混亂的。滅洋人含有排外思想，和一九○○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類似。“發展實業，救濟貧民”這個口號，在“五四”運動以前就有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就提出過，當時（一九一八年）營長袁植就有“寓兵於工”的思想。四條中沒有提到擁護孫中山總統臨時約法，沒有提出反對軍閥割據，實行民權主義，統一中國。這些是當時的中心問題。只有實行民主，統一中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