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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總部，說明了情況。他們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攝影師到我家進行現場拍攝；另一方面—多可怕呀！—他們已經決定調查我的歷史，必要時把我丟擲來，甩掉這個包袱，免得受到連累，不利於同新北大公社的鬥爭。這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我還是一片痴心。走出大門，我那輛倚在樹上的腳踏車已經被人—當然是新北大公社的—用鎖鎖死。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步行回家。從此便同我那輛伴隨我將近二十年的車永遠“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一位井岡山的攝影師，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尋找什麼。我知道，在這裡有決定意義的不是美，而是政治。他主要尋找公社抄家時在對待偉大領袖方面有沒有留下可抓的小辮子，比如說領袖像，他們撕了或者汙染了沒有？有領袖像的報紙，他們用腳踩了沒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條被他抓住，拍攝下來，這就是對領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綱上到駭人的高度，是對敵鬥爭的一顆重型炮彈。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的抄家專家也是有水平的，是訓練有素的，那樣的“錯誤”或者“罪行”他們是決不會犯的。攝影師找了半天，發現公社的抄家術真正是無懈可擊，嗒然離去。

第二部分

第18節後怕的想法

我的處境，井岡山領導表面上表示同情。我當時有一個後來想起來令我感到後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岡山總部裡。我害怕，公社隨時都可能派人來，把我抓走，關在什麼秘密的地方。這是當時屢次出現過的事，並不新鮮。井岡山總部是比較安全的，那裡幾乎是一個武裝堡壘。可是我有點遲疑。我雖然還不知道他們準備同公社一樣派人到處去調查我的歷史。但是，在幾天前我在井岡山總部裡聽到派人調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為井岡山總勤務員之一的老教授的歷史。他們認為，老知識分子，特別是留過洋的老知識分子的歷史複雜；不如自己先下手調查，然後採取措施，以免被動。既然他們能調查那位老教授的歷史，為什麼就不能調查我的歷史呢？我當時確曾感到寒心。現在我已經被公社“打倒”了。為了擺脫我這個包袱，他們會採取什麼措施呢？我的歷史，我最清楚。但是，那種兩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學和派性，確實是能殺人的。用那種形而上學的方式調查出來的東西能準確嗎？能公正嗎？與其將來陷入極端尷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拋了出去，還不如索性橫下一條心，任敵人宰割吧。我毅然離開那裡，回到自己家中。現在的家就成了我的囚籠。我在上面談到，那年夏秋兩季我時時感到有風暴在我頭上凝聚，隨時可以劈了下來。現在我彷彿成了躺在砍頭架下的死囚，時時刻刻等待利刃從架上砍向我的脖頸。原來我認為天地是又寬又大的。現在才覺得，天地是極小極小的，小得容不下我這一身單薄的軀體。從前讀一篇筆記文章。記載金聖嘆臨刑時說的話：“殺頭，至痛也。我於無意得之，不亦快哉！”我這個“反革命”帽子，也是於無意中得之，我卻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不亦快哉！”我只能說：奈何！奈何！

不管怎樣，一夜之間，我身上發生了質變：由人民變成了“反革命分子”。沒有任何手續，公社一聲“打倒！”我就被打倒了。東語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須呆在家裡！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要隨時聽候傳訊！但是，在最初幾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沒有人來。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過了以後，有人告訴我：當時公社視我如眼中釘，必欲拔之而後快。但是，他們也感到，“罪證”尚嫌不足。於是便採用了先打倒，後取證的戰略，希望從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證據，證明打倒是正確的。結果他們“勝利”了。他們用誣陷羅織的手段，深文周納，移花接木，加深了我的罪名。到了抄家後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來了，來了，兩個臂纏紅袖章的公社紅衛兵，雄赳赳，氣昂昂，闖進我家，把我押解到外文樓去受審。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