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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當時學校有一派的總頭頭，也在追求該女同學，而且為了擊敗情敵王吉，竟卑劣的動員不明真相的同學，串聯副食品公司的造反派，將王吉父親王一諾打成走資派，並偽造材料，汙衊王一諾當過土匪，做過漢奸，被送五。七農場勞動改造。

該女同學必竟幼稚，經不起造反派頭頭的挑撥離間，竟靠向了那個頭頭，而且沒多久，竟委身於那個頭頭，就將王吉與她講的有關幾個同學議論和了解那個女人的事給揭發了。

這下可轟動了仁濟大學和整個市各大中專院校：仁濟大學揪出了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這還了得！而且5個同學中，有2個是高幹子女，一個是軍隊轉業的師級幹部子女，這3家家長，當時都被打成了走資派反革命，都在單位裡隔離審查之中。一個同學雖然出身職員家庭，但有海外關係，情況更復雜。因此，在一些人眼中，這個現行反革命集團，理所當然可就大有搞頭了。

正當有一批別有用心的人，準備擴大戰果，窮追猛打下去時，徐堯站了起來，一口咬定一切攻擊言論只有他一人說的，與別人無關！因為當時他考慮，若5人牽聯在一起，形成集團性案件，不僅問題就會進一步上綱上線，而且追查到四位同學的家長，則問題就更加會弄大，後果就不堪設想。

因此他決定不管問題有多大，全部都拉在自己1個人身上，由他1人全部承擔。因為他考慮，他母親是貧農，父親解放前就做泥瓦工手藝，是地道的工人階級，歷史上曾掩護和救助過新四軍地下工作者，他屬於紅根根，紅苗苗，肯定比他們4個人要安全些。

結果他動員4人寫了揭發他的材料和批判材料，但是4人還是接受了幾次批鬥，記了過。而徐堯被造反派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和學校走資派關在一起。

這批被關押的人中，有的是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革命先輩抗大學生，有的是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關在一起的學生反革命，有17位，除個別人精神失常外，極大多數學生，均抓住機會抓緊學習。他決定趁此機會複習了俄語英語加學了日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

由於身邊的學者們，有的是國外留學回來的，外語都非常專業，所以不愁沒有老師。他應是67屆本科畢業，由於文化大革命影響，到1968年8月份才畢業分配。再由於他是所謂反革命分子，沒有能與同學同時分配，拖到工宣隊進校後，在1968年年底和68屆畢業生一起分配的，因此他有充分的時間學外語。

當時他們系的工宣隊隊長劉長順，原是煉油總廠工會主席，一位地下黨出身的工人幹部，剛從牛棚裡解放出來。他研究了徐堯的案卷後，找徐堯談了2個鐘頭話，最後他忠告徐堯，要不是徐堯他出身好，他可能已被送勞改農場勞改去了，甚至在當時那種氛圍下，遭到處決都有可能。

他忠告徐堯，任何事情都可以想，但不是可以想的事情都可以說，可以說的事情都可以和任何人說，包括自己的老婆在內。一個人城府過深，便是老奸巨猾，一個人沒城府，便是不成熟便是浮燥。

這幾句話，成了他一生處事的準則。由於67屆本科大學生，畢業後全部先安排到軍墾農場鍛鍊，他後來被分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42軍烽火角軍墾農場，在白塔山英雄團九連當學生兵，1970年2月份就分回了市，進了全國有名的市港務局。

回到市後，他去拜訪了當年工宣隊隊長劉長順。劉長順告訴他，他的事，必須等學校正常後，由學校做結論。但按中央檔案精神，學校造反派的結論，只能做參考。為此，他分到了九隊當起重工，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幸運的是局革委會指定曹玉粱和劉金聲兩人做他的幫促物件，並拜張宏喜為師父。並宣佈暫時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因為是學生，暫時作為人民內部予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