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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妞妞睡著了，小身子可憐地蜷屈著。我心中暗下賭注：鑑於腫瘤已擴散，手術難度很大，成功與否取決於執刀醫生的水平，那麼只要請不到那位在眼外科領域負有盛名的眼科主任執刀，就仍然不動手術。

我馬上找到眼科主任，向她提出請求。她十分冷淡，責備我下決心太晚，貽誤了手術時機，又說她不管病房，不能答應我的請求。

我決定打退堂鼓。和雨兒一說，她也有此意。我們在病房裡靜候事態發展。一會兒，來了兩個年輕的女醫生。未待我們開口，她們便你一言我一語地勸開了。

“都到眼外期了，還動什麼手術呀，動了也活不到五年。”

“動了手術也是不死不活，你們有的是罪受，那時候想不要也不成了。”

她們說，沒見過我們這樣的，到這地步還不死心。有的家長來就診，把孩子扔在門診處，自己一走了之。有的家長把病孩送到鄉下，花錢僱人照看和送終。她們勸我們也採取類似辦法，以免受精神折磨。

我喃喃說：“我們要自己承受。”

既然她們力主放棄手術，我們正好順水推舟，當天下午就叫計程車回家。斷了動手術的念，心裡反而平靜了，並無悲劇感，倒有喜劇感。妞妞精神也很好，一路上笑聲不斷。

可是你的平靜多麼短暫呵，因為你無法擺脫那深入骨髓的悔恨。手術越是不可能，你就越是後悔沒有及早手術。

是的，懷著這深深的悔恨，我給眼科主任寫了一封信，請她最後一次認真考慮手術的可能性。她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說，她與眼科病理專家商量，結論是：“現在即使右眼做眶內容剜出的大手術，亦難避免轉移而喪生，並不能延長生命，因此不主張手術。”幾乎與此同時，我曾託朋友請教天津一位眼眶內腫瘤權威，答覆也來了：“百分之百不能救活，無必要動手術。”

一失足成千古恨，你註定要遺恨終生。

接踵而來的一個訊息在悔恨的天平上加了最後一個沉重的砝碼。拖延了整整一年的遺傳學檢查結果終於揭曉了，在妞妞和我們身上均未發現基因異常。當初不敢下決心手術，不正是怕妞妞的病是遺傳所致，因而後患無窮。不說了，不說了，一步步由不得我，一步步全是我自己走出。妞妞的生存權利被一系列偶然因素剝奪了，而使這些因素起作用的正是我自己。

妞妞死後，我在報紙上讀到，上海那個十九歲的女孩已經順利地赴美國留學。

公共汽車上，一個雙目失明的青年男子站在車門口，微仰著臉，彷彿正在凝望遠方。儘管他的眼窩深陷，但是鼻樑輪廓端正，嘴唇線條細膩，神態十分高雅。雨兒示意我看他，悄聲讚道：“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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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車後，我說：“妞妞要是能長他這麼大，一定也很美。”

雨兒忽然堅決地說：“不能讓她長大！”她提起做放療的那個穿粉紅色長裙的姑娘，接著說∶“妞妞長大了會比這姑娘更慘，她是個瞎子，完全不能自理。現在她小，有我們的愛護，長大了不定怎麼受欺負呢。”

在妞妞由生到死的整個過程中，雨兒所經歷的苦難決不比我少，但她的思路是一以貫之的，並不像我陷於反覆的猶豫和悔恨之中。

那麼，悔恨是否一種源於性格弱點的情感，而這種弱點在男人身上更為常見？

我確實發現，在面臨人生災難和重大抉擇的時刻，女人往往比男人理智。她們同樣悲痛難當，但她們能夠不讓感情矇蔽理智。這也許是因為，男人的理智是邏輯，與感情異質，容易在感情的衝擊下潰散；女人的理智是直覺，與感情同質，所以能夠在感情的洶湧中保持完好無損。

也許可以說，男人站得高些，視野寬些，所以容易瞻前顧後，追悔往事，憂慮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