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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孫中山倡導起用的黃帝紀元，由於政治界、知識界在中國歷史紀年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各路門派的有識之士與無知之輩在相互吵嚷攻擊了一陣子之後，最終把這個黃帝紀年搞成&ldo;沒有&rdo;，方才罷休。

事實上，中國古代紀年，在廟堂和坊間就爭論了2000多年，尤其是中國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榮的重要轉折時期的夏、商、週三代年代學的勘定，更是爭論不休，難有定論。當年孔子作《春秋》時，就曾戰戰兢兢地認為沒有把握，並產生了 &ldo;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rdo;的感慨。而更早的夏代和商代，在後世子孫的心中已經很遙遠了，遙遠得如同朦朧的夜空中隱去的星際，只留下了一片迷惘與混沌。面對這一獨特的歷史場境，後世有不少極端的疑古派學者，在&ldo;不能全面瞭解&rdo;的同時，乾脆放言：中國歷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是可信的歷史，而只是一種傳說或神話，&ldo;有的只是一點口頭上傳下來的史影罷了。&rdo;

序章 千年夢尋(2)

疑古派們至所以悍然對中國古代歷史史實大膽懷疑和全盤否定，自有有歷史紀錄的缺憾所在。儘管在獨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歷幾千年滄桑巨變而未曾中斷的惟有中華文明，但在傳世文獻上，中國最早的確切紀年，只有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追溯到的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再往前，便模糊一片，難辨分明。可以想像的是，偉大的史學之父司馬遷為編纂千秋《史記》，在考證自黃帝到夏、商、西周三代的具體歷史年代時，一定是竭盡心力，百般窮究，反覆推研，設法求本溯源，追之史實。但由於條件所囿，最終未能將中國遠古文明的鏈條清晰而確鑿地連線起來。這讓後人在對太史公求真務實的精神產生敬仰的同時，也摻雜著難言的遺憾──這是司馬遷的不幸，也是中國遠古文明史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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