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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此時揮師城子崖，其情感和動機是複雜的，除了安陽殷墟的發掘受阻，不得不重新考慮尋找處女地之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是，此前瑞典人安特生在黃河中上游的仰韶村發現了以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那麼黃河下游出現了完全不同於仰韶文化的黑陶意味著什麼?是不是一種新的文化?這個文化難道也是從西方傳來的嗎?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釋?懷著對安特生提出的中國文明&ldo;西來說&rdo;不服氣的心理，李濟才毅然作出了這個決定。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遺址於同年11月開始首次發掘。1931年，從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梁啟超次子、考古學家梁思永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與此同時，殷墟方面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得到解決，開始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大規模發掘，中國的田野考古學事業在20世紀上半葉迎來了一個輝煌的鼎盛時期。

城子崖發掘的結果證明，遺址中所出土的文物與仰韶文化風格迥異，其中發現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幾乎完全不同於河南、甘肅的彩陶，器形也沒有相同之處。而城子崖最具特徵的&ldo;蛋殼陶&rdo;，通體漆黑光亮，薄如蛋殼，其製作工藝已達到了新石器時代的頂峰，並作為一種文化標誌‐‐黑陶文化，成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響。除此之外，城子崖遺址還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與殷墟文化有著某種關聯的卜骨和長450米、寬390米、基址10米的版築夯土城牆，這一發現，&ldo;替中國文化原始問題的討論找到了一個新的端緒&rdo;，&ldo;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將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rdo;，為學者們尋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強了信心。後來，由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著名學者編寫的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古報告《城子崖》公之於世，並認定疊壓於東周文化層之下的遺存屬新石器時代。由於城子崖遺址在龍山鎮，隨後將這一文化遺址命名為龍山文化。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裡(4)

龍山文化的最初命名，是泛指以黑陶為特徵的史前文化，但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開，這一命名已不適應考古學的發展要求，因而許多以黑陶為特徵的遺存，只要在陶器質地、形制、花紋等方面具有獨特的風格，其他方面也與龍山文化有所不同，就被劃分出來，重新進行命名，如河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等等。‐‐這一命名雖是若干年以後的事情，卻是與夏商周斷代工程緊密相聯的問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考古學家梁思永於1931年春天在殷墟後崗主持發掘時，首次在中國運用標準的考古學手段，依照後崗遺址不同文化堆積的不同土色，對地層進行劃分，以超凡卓絕的天才，發現彩陶、黑陶和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順序疊壓著。很明顯，彩陶文化代表著安特生發現的仰韶文化，那麼黑陶文化是否代表著城子崖的龍山文化?帶著這個疑問，梁思永在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發掘時，將殷墟和城子崖兩地的黑陶文化作了比較，發現兩者基本相同。當他回到安陽殷墟後，在以後的幾次發掘中，於同樂寨又發現了純粹的黑陶文化遺址。這個發現使梁思永堅信了在後崗關於仰韶文化一龍山文化一商文化三疊層按先後存在的時間順序劃分的科學依據。後崗三疊層的劃分，成功地構築了中國古文明發展史的基本時間框架，並使乾涸的歷史長河重新流動起來。正如李濟所言：城子崖的發掘使&ldo;小屯與仰韶的關係問題，漸次擴大為小屯、仰韶與龍山(城子崖)的關係問題&rdo;。而後崗三疊層的發現與確認，&ldo;證明殷商文化就建築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rdo;。

由於受當時條件的侷限，梁思永提出的仰韶一龍山一商文化的承接性歷史框架，在解決了中國文明史重大舊問題的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