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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的一大群都揪到臺上或臺前示眾。他們一個個頭戴白紙黑字的大尖帽（其中有幾個被剃了半陰半陽鬼頭的人則免去了高帽），項下掛著白底黑字姓名上打著紅　X　的大木牌子，還有胸前吊雙大破鞋的……這些人分別“罪行”輕重，或“坐噴氣式”或低頭彎腰接受批鬥。緊跟著又進行了“遊鬥”，千餘人的隊伍也差不多是浩浩蕩蕩了。黨委第一書記打頭，手上比別人多了一面小銅鑼，走幾步，敲一下鑼，喊一句：“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XXX”。接下去依次是黨委副書記、校長、副校長……每人自報家門，屬相（罪名）。紅衛兵佩著鮮紅的袖箍，雄赳赳氣昂昂地或在隊伍兩邊執行“保衛”和監管（不讓閒人靠近、防止對立派“搶人”，有不規矩者適時地踢上一腳以警告），或跟在隊伍後壓陣，不時喊口號示威。最後還跟著一大群愛看熱鬧的人。“遊鬥”的路線不長，校內轉一圈再繞校園外轉一圈而已，比起外校的馬拉松遊鬥、乘大汽車遊鬥簡直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提。

在這裡我要一說的是那些平日威嚴十足的教育人的人、威風八面的領導人的人，現在一個個唯唯諾諾俯首貼耳，連基本的人的尊嚴都沒有了，更沒有法國保皇黨被押上斷頭臺臨刑時的凜然氣概。當時我們“造反派”紅衛兵揚眉吐氣，感覺這是大快人心，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現在想一想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那個時侯沒有人真明白那個世界是怎麼了，人們都怎麼了，他們完全不知所措。一些人也被眼前的情勢所迷惑，真誠地認錯領罪，“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直到一九七四年復出時還承認自己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這也許是違心的話，既便如此，也足以說明彼時的情勢）；還有，他們不敢與自己對面的人相對抗（他們面對的不是敵人，是群眾，是偉大領袖親手扶持的革命派），這就是群眾運動的威力，所以偉大領袖發動了這場由下而上的群眾性的革命運動。

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親痛煞（五）

一九六六年末，各個學校的黨組織都癱瘓了。“保皇派”組織惶惶不可終日，最最鐵桿分子都緘默了。其中一些人先後使出了“回馬槍”——造他們原來死保的黨委的反了。不過，我現在和當時都不認為這種天翻地覆是我們“造反派”的功勞，這一切完全是中央自國慶節以來的一系列的舉措的結果。說老實話，運動發展到這時，傻瓜都看明白了偉大領袖所要的運動是什麼樣子了。當然也有極少數人還是拗著幹，那就是有意，就是“別有用心”了。

首都是榜樣，形勢發展最快。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京紅衛兵第一次點名批判劉少奇，至此，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似的人物”就被正式送上了歷史審判臺。

然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起者並不滿足於此，又出臺了將“運動”推向更深更廣的策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以黨中央名義發出了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修改定稿的，黨中央政治局透過的《工業十條》。此檔案規定：工人可以進行“革命串聯”，“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學生可以到“工礦串聯”。於是“文化”的“大革命”就擴大到了全國的工交財貿各戰線部門。十二月十五日，黨中央又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的指示（草案）》（簡稱《農村十條》）。之後，“文化”的“大革命”就正式擴及全國廣大農村。紅衛兵則以“先知先覺者”、“救世主”的姿態殺向了工礦企業、工交財貿各戰線部門和廣大農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黨中央又發出《關於黨政機關無產階級*的意見（初稿，供討論用）》，提出“黨政機關是這次*的重點”，“對黨政機關的當權派要進行階級分析……”“革命幹部對危害革命的領導不能無條件接受，而應當進行抵制”，“機關幹部在無產階級*中，可以建立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