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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都不說了。去年春間在孔德學校講演過一次國恥問題，因為有現成的筆記稿，引用一節做這篇的結末吧。

“我想國恥是可以講的，而且也是應該講的。但是我這所謂國恥，並不是指喪失什麼國家權利的恥辱，乃是指一國國民喪失了他們的做人的資格的恥辱；這樣的恥辱才真是國恥。”

怎樣辦的問題

1923年10月16日刊《晨報副鐫》

署名子榮

未收入自編文集

蕪村君提出“我應該怎樣辦呢”的問題後，進德君告訴他“你應該這樣辦”，但據我看來這仍舊是無辦法。譬如一個人沒有飯吃，問人家怎麼辦，他們應該指點他去工作，去求乞，或去偷去搶，但決不能說“誰叫你的父母沒有錢！你只應餓著！”——如問到我，我便叫他去偷。

我因此對於蕪村君的勸告，是“害之中取小”這五個字。我相信有人能夠禁慾，或者毫無勉強的終生過著獨身生活。但我推想蕪村君未必是這樣的聖徒，（恕我直言）因為倘若如此，他便不問人家怎樣辦了。消除“*的火”的最好方法是正當的燃燒，——放縱又是火上加油的放火，自然不能說是合法。我為蕪村君計，就大膽的請他老實的去宿娼，我這句話裡決不曾含有言外的美刺，實在覺得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而於他比較的少一點害，雖然染毒是要預先覺悟的。宿娼當然是不道德的，正如偷竊的犯法；但在飢餓的人總比餓死好一點。我的偏見是餓死事大，失節事小。強迫的禁慾固然未必會餓死，但害處很多：弄的好，損壞了個人的精神及事業；弄的不好，反要橫決，幹出那些不是人做的行為，這都比宿娼要不道德。

可能的禁慾即是節制，其目的在於享受更上的滿足。以禁慾為目的的禁慾，在常人是不可能的，只有極少數變態*的人能夠實行，是亦曰聖徒。

進德君叫蕪村君禁慾的理由，是“父母作下的罪惡，自己活該忍受。”對於這句話，我完全不敢承認。除了病理的遺傳以外，我不相信子女有承受父母罪惡的義務。古人說過，“罪人不孥”，何況在現代呢。進德君的這一句話裡，真含著不少的危險分子呀！

。　想看書來

新文學的二大潮流

1929年4月10刊《綺虹》1卷1期。1923年10月19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編文集

中國新文學的趨勢，將來當分為二大潮流。用現在的熟語來說，便是革命文學與頹廢派。這兩者的發達都是當然的，而且據我看來，後者或要佔更大的勢力。

無論人們怎樣的說藝術可以脫離人生，但藝術家苟生為人世之一分子，便不自主的不能不受到若干關係。高雅的人不要提起人生，只要藝術與美，卻不知道這無非也是對於惡劣的人生的一種反動。社會總是文學的背景，我們看中國現在的情形，便可知道當來的文藝思潮應是上邊所不說的這兩種，而且可以預言，樂觀的理想主義畢竟將歸於失敗。

中國情形現在是怎樣，大家都是知道，也不必詳說，我想只用非人的生活一句話可以概括下去了。除了思想感情都已變壞的人以外，大抵都抱著一種不滿與不快，在這源頭上就發生那兩樣的水苗。無論坐在廢墟荒草的中間，詛咒他的敵人也罷，臨著清水自己鞭撻也罷，躲到象牙的塔裡去冥想，麻醉在人工的樂園裡也罷，在偶像破壞這一點上我們都能夠看出現代的精神，引起共鳴。他們的行為言語儘管不同，卻有共通的特色，便是咀咒現制度，反抗傳統，蔑視群眾；這是現今社會所當受的懲罰，尤其是中國。或者人還不敢說政治上中國是個亡國，但在文化上我們不能不說中國已是亡了，至少人民多是亡國民根性；無論青年如何謳歌國光，絕叫愛國，終不能矇蔽真的藝術家的心眼，跟了他們做歌